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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在阅读黑格尔这两部重要著作时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未读过,所以,他们很容易侧重于从《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关系。
(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曾经这样写道: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26]
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确立了两个思想:第一个思想是,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思想构成马克思全部法哲学理论的基础;第二个思想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
这样一来,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
学说的批判性思考成了马克思思想演变,尤其是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
不仅如此,市民社会的概念还成了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
[27]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还表现在下面两点上:
第一,它使马克思认识到:“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28]因为黑格尔正是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形式出发来论述人的权利、义务和本质的。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思考,马克思后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它启发马克思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引述过的、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阐明的那样,《逻辑学》主要是“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
帮了马克思的忙,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方法主要来自《法哲学原理》所提供的启示。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
[29]马克思的《资本论》乃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光辉典范。
更不用说,《资本论》中关于占有、劳动、需要、分工、契约、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人格、必然王国、自由王国等许多论述,或直接以批判的方式引证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间接地体现了这部著作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更应该说,不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他的全部经济学说。
(四)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究竟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现象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它抓住了“人的异化”
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展开对整个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尤其是宗教领域的批判。
[30]尽管这一批判在相当程度上被神秘化了,但它对马克思的启发是十分重大的。
其次,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31]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现象学》中的辩证法和《逻辑学》中的辩证法之间的差异。
在《逻辑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乃是逻辑理念,而在《现象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乃是人类的劳动,因而卢卡奇、施密特等人把这种辩证法称作“劳动辩证法”
是卓有见地的。
尽管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未注意到其消极的方面,尽管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然而,《现象学》毕竟以大家的手笔,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展示出人在劳动中的生成。
无疑地,这是《现象学》的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后来在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32]其实,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合理内核”
正是劳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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