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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在阅读黑格尔这两部重要著作时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未读过，所以，他们很容易侧重于从《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关系。
（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曾经这样写道：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26]
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确立了两个思想：第一个思想是，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思想构成马克思全部法哲学理论的基础；第二个思想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
这样一来，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
学说的批判性思考成了马克思思想演变，尤其是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
不仅如此，市民社会的概念还成了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
[27]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还表现在下面两点上：
第一，它使马克思认识到：“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28]因为黑格尔正是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形式出发来论述人的权利、义务和本质的。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思考，马克思后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它启发马克思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引述过的、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阐明的那样，《逻辑学》主要是“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
帮了马克思的忙，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方法主要来自《法哲学原理》所提供的启示。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
[29]马克思的《资本论》乃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光辉典范。
更不用说，《资本论》中关于占有、劳动、需要、分工、契约、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人格、必然王国、自由王国等许多论述，或直接以批判的方式引证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间接地体现了这部著作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更应该说，不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他的全部经济学说。
（四）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究竟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现象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它抓住了“人的异化”
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展开对整个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尤其是宗教领域的批判。
[30]尽管这一批判在相当程度上被神秘化了，但它对马克思的启发是十分重大的。
其次，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31]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现象学》中的辩证法和《逻辑学》中的辩证法之间的差异。
在《逻辑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乃是逻辑理念，而在《现象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乃是人类的劳动，因而卢卡奇、施密特等人把这种辩证法称作“劳动辩证法”
是卓有见地的。
尽管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未注意到其消极的方面，尽管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然而，《现象学》毕竟以大家的手笔，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展示出人在劳动中的生成。
无疑地，这是《现象学》的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后来在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32]其实，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合理内核”
正是劳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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