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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现实的劳动。
最后，正是《现象学》中的“异化”
和“劳动”
概念启发了马克思，使他在考察国民经济学时提出了“异化劳动”
这一新概念。
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都是从对异化劳动批判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
尽管《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也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是比较弱的，因为马克思既不是经院哲学家，也不是自然科学家，他首先是革命家，他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上。
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思想倾向使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对他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五）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问题域究竟是什么
在阐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
的过渡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这种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乃是牵强附会的，并指出，从逻辑学中引申出来的自然界必然是抽象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
[33]这就启示我们，不光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从逻辑学出发推演不出现实的自然界，即使唯物主义者把逻辑学颠倒过来，从世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逻辑理念）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去探讨自然界，这个自然界仍然是抽象的，不是现实的。
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与人的活动是相分离的。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唯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
[34]而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仍然是直观的对象，因而仍然是抽象的，与人的目的性活动相分离的。
这正说明了费尔巴哈虽然从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但他并没有真正地超越黑格尔。
我们丝毫不否认，马克思在摆脱黑格尔影响的过程中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启迪，但绝不能由此断言，马克思是通过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与黑格尔相决裂的。
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中，除了他的实践活动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两个理论因素不容忽视：一是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发现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二是通过对《精神现象学》和国民经济学著作的批判性解读，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
的新概念，并创立了以现实的人的劳动为载体或承担者的新的辩证法。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马克思不是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而是直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划时代的新世界观。
如果说逻辑学的倒转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话，那么，现象学和法哲学的倒转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以逻辑理念为研究对象的，把它颠倒过来，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物质；黑格尔的现象学和法哲学是以社会意识为研究对象的，把它颠倒过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社会现实。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对新世界观有一个著名的概括[35]，这一世界观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更经典的表述。
那么，这种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整个哲学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呢？
正是在这个关系到马克思哲学实质的根本问题上，我们与“推广论”
的见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按照这种见解，马克思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然后又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其引申出来的结果。
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心就必然落在与历史领域相分离的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域内，即落在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界上。
于是，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之间的界限就被取消了，不仅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狄德罗在《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谈论自然、物质、运动和时空，而且黑格尔在《自然哲学》的基础部分谈论的也正是这些问题，尽管他们选择的是不同的立场。
显然，从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唯物主义颠倒的基础上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是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的。
马克思说过：“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36]“推广论”
的要害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作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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