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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当然，后现代理论家仍然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马克思对宏观政治权力的倚重。
利奥塔并不否认，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然而，他写道：
今天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庇护之下“十月革命”
只是成功地再次打开了同一个伤口。
问题的确定和诊断可以变化，但在这一重写中同一疾病又再次出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努力清除异化，但人的异化几乎以毫无变化的形式被重复了。
[19]
显然，在利奥塔看来，仅仅从宏观上改变权力的形式和构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宏观权力造成的异化。
众所周知，福柯对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同样抱着一种疑虑的态度。
事实上，他更关注的是在生活中到处显现出来的、多元的、微观政治权力。
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
为替代马克思主义有关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
他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概念，因为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
[20]
按照福柯的理解，微观政治权力起着比宏观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无疑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微观权力的理论，是一种极富创发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
然而，只要人们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宏观权力理论的话，就会发现，单纯的微观权力的批判，与单纯的宏观权力批判一样是有自己的限度的。
这里会出现循环论证，即宏观权力的有效的改变有赖于微观权力的改变；反之，微观权力的彻底改变也有赖于宏观权力的改变。
因此，对于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批判理论采取简单的态度是不行的，应当在两种权力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微观权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确定性的偶像化与对偶像化的确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上，马克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
然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方面，马克思视为确定性的内容在他的追随者那里被简单地、无条件地夸大了，甚至可以说，确定性已经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某些确定性的结论的消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直到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才引起他们的巨大的兴趣。
就马克思学说的前一个方面而言，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确定被偶像化为所谓“经济决定论”
。
恩格斯为此而写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
[21]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基础性的、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
[22]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强调地产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的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决定罗马共和国演化的唯一的因素。
同样地，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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