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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的做法的强烈的抗议却在以后越演越烈的曲解活动中被淹没了。
后现代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正是马克思对传统中的、已经被统治阶级偶像化了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消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充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作用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的确定性的消解。
他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23]
马克思甚至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锻造了最后埋葬自己的武器——无产阶级。
总之，资产阶级以一种变动不居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确定不移的东西，同时也为否定关于自己的确定性神话奠定了基础。
加拿大哲学家泰勒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大约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该断言是指，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
[24]
泰勒在这里强调的、由人的行为方式引起的不确定性，在吉登斯那里则表现为“人造的不确定性”
（maainty）。
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人造的不确定性”
几乎无处不在：
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
[25]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面对着全球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个人拥有特权也无法幸免。
后现代理论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同，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共鸣。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认为，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
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
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
[26]无疑地，在后现代理论家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中，马克思的某些反确定性的话语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后现代理论家从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马克思思想做出了修正和选择。
诠释学启示我们，任何历史的文本，在被以后的世代不断地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其意义总是开放的。
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沉湎于“回到马克思”
的幻梦中。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纯粹的、不受任何认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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