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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对于已经具有双重辩证法线索的马克思来说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斯密的这种过程乌托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过程其实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掠夺以及对劳动力商品的剥削之基础上，而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必然走向危机的根本原因。
哈维认为马克思对斯密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斯密的过程乌托邦线索中的确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即没有考虑到过程乌托邦在具体空间形式上实现时所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说，斯密没有考虑到他基于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
因为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是在天然资源、文化历史、通信潜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这样一些多样化的地理区域中进行的（这种地理区域日益成为资本投资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
和人工环境上的微分产物），所以它强化了生活标准和生活前景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贫穷地区越来越穷（巴尔的摩就是大城市规模上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生动例子）。
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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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维看来，这就是斯密在乌托邦问题上没有进入双重辩证观的视域所付出的理论代价。
他没有关心空间形式在乌托邦理想中的作用，因而，其过程乌托邦的理论逻辑最终被空间形式的具体作用所拖累。
既然单纯的空间形式乌托邦和过程乌托邦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性，那么，哈维所主张的希望的空间，即空间乌托邦又到底是什么呢？在他看来，答案是辩证的时空乌托邦。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迹象表明空间同时间的分离虽然有时很有用，但却常常令人误解。
而且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儿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
因此，对于我称之为‘辩证乌托邦理想’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
[25]客观地说，哈维对这种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探索的确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为了与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相区别，他探索了多重的、开放性空间形式的可能性，以便把广泛的人类历史活动的线索拉进空间乌托邦的维度之中。
为此，哈维专门研究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福柯关于异托邦（heterotopia）的观点。
在他看来，这两人在超越传统的空间乌托邦思想方面无疑都是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的，但他们的解读思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具体来说，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生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这种思想是很深刻的。
但他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已实现的空间乌托邦其实都体现了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
这种封闭性不会因为把空间乌托邦从某种孤立形式转变为开放性的过程形式而有所改变，它至多变成了一系列的封闭性空间形式而已，但其中的每一个空间形式仍然体现着权威的控制。
“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替代方案，那就不能无穷尽地躲避封闭的问题（以及它所预示的权威）。
这样做就是采纳一种有关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和欲望的牵强的浪漫主义思想。”
[26]
就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哈维认为，尽管彰显了异质的多重乌托邦图式的批判意义，但它实际上也没有解读已实现的空间形式与权威控制之间的关联性。
如果说列斐伏尔是在历时性上把基于权威控制的封闭空间形式拉长了的话，那么，福柯则是在共时性上把封闭的空间形式分散了。
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空间形式尽管分散了、差异化了，但它们仍然是封闭性的。
不幸地，这个概念不能如此轻易地逃避更加普遍的乌托邦重负（也许这就是福柯为什么会在他的《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甚至默默地否认它的原因）。
它假定，与统治性社会秩序的联系或者可以被切断、被削弱，或者就像监狱中的情况一样完全被颠倒。
这个假定就是：权力知识可能被分散并被分解为差异的空间。
它假定，在这类“他性”
的空间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或“适当的”
。
[27]
与此同时，为了与斯密式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相区别，哈维研究了与具体的空间实现形式相游离的过程乌托邦的可能性。
为此，他研究了罗伯特·昂格尔（R.Unger）的相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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