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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种困惑和错误，虽然首先表现在它们科学观的具体内容上——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强调了科学的规范性和逻辑形式的意义，但却使其科学观变成了脱离科学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的抽象的僵硬形式，科学历史主义将科学观与科学史相结合，倒是强调了科学的历史性，但却从过分强调科学的主体性和相对性，逐渐走向了反对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的主体主义、相对主义等，但其根源却在于使它们的科学观成为可能的预设的哲学前提上。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哲学前提上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超越，为我们立足于科学家、哲学家个人的科学观思想和作为学派、思潮的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建设作为学科的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的解释原则。
1.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哲学前提上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超越
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历史主义是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主要成就，也是科学哲学未来发展必然的理论发轫点。
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以合理的方式将它们包括在内。
因此，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对话”
。
在对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在哲学前提上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们既克服它们二者的理论缺陷，又吸收它们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能。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是由两个判断构成的。
一是逻辑与事实的同构性。
这一前提隐含了逻辑方法和逻辑分析的有效性。
它不仅预示着，借助于逻辑，一切科学知识都必定能从观察到的事实那里推导出来，而且蕴涵着逻辑形式是科学知识本质的观念。
也就是说，一切科学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科学，假如没有逻辑形式，不仅科学知识，而且一切的表达或叙述均无可能性，就是思想和语言也将失去它的普遍作用。
既然逻辑形式就是语言的逻辑形式，先验地也就是可描述的世界的逻辑形式，因而从知识命题及其关系以及语言的作用上就能了解其意义，通过逻辑分析就能把握其本质。
这样，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也就变为对其逻辑形式和规则的反省，变为对语言的句法—语义分析。
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在坚持科学分析的逻辑重建纲领时想说的。
二是对科学活动主体——人——的逻辑假定，即：科学活动中的人，是纯粹理性的没有个人前见、个人动机、价值选择等主体性特征的“逻辑的人”
。
这一假定，直接产生了价值中立的科学事实观，它与第一个前提一起产生了理想的科学语言主体间理解的无歧义性，使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活动变成一个逻辑分析过程，而科学中的“语用问题”
，包括现实的科学主体的认知旨趣、评价问题，就“消解”
在了科学的纯粹事实的处理中，科学活动被转化成了无旨趣的对事实的纯粹的逻辑整理。
这两个哲学前提分别对应着我们平常说的构成逻辑实证主义理论基础的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们本身是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具有“虚假性”
、“天真性”
和独断性，共同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理想性和抽象性。
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个哲学前提中，逻辑形式是科学的本质，力图通过逻辑分析把握科学的充分的形式条件和完备的普遍模式。
这种忽视特殊性，撇开事物的真实内容和解释者的状况而得到的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同一性。
要求人的科学实践的丰富性、历史的多样性屈从于单一形式的解释模式，这种科学观不能不具有抽象性；逻辑实证主义以纯粹逻辑的观点看待科学和科学活动，将现实的科学不是看作具体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而是看作一个静态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过程，从根本上拒斥现实主体的一切源于历史的“前理解”
对科学活动的参与，这种科学观必然是直观反映论的，表现为缺乏灵魂的僵化的形式。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维在研究科学解释问题时，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将科学的规范性的一面推至极致的研究纲领评价说：“它倾向于忽视把解释当作一种活动，当作一种过程，当作可交流理解的一种有组织的尝试。
它确实忽视了动机的全部问题。”
[13]
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科学历史主义要求科学观的研究中“赋予历史的作用”
。
科学历史主义者坚信，“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
库恩在他那本著名的改变人们科学观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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