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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本文的目的是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
[14]但科学历史主义却从对科学活动中的历史、社会因素的强调逐渐走向了反对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的相对主义、主体主义，从对科学语用维度的强调走向了科学的语用论。
从图尔敏、汉森到库恩，从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科学历史主义总的发展趋势是从一种“弱的”
理性主义、“温和的”
非理性主义向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转变，从“弱的”
实在论向反实在论转变，从对主体性、相对性的强调向主体主义、相对主义发展。
科学历史主义的这种走向，其根源也在于隐藏在其科学观中而未进行明确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前提。
科学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哲学前提，是对科学活动中历史、社会因素的确认。
在科学历史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这一哲学前提的确认，受到了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种影响对应着西方科学哲学从句法学、语义学转移到语用学这样一个发展逻辑。
[15]二是解释学的影响。
库恩说：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诠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诠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学更为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性影响”
[16]。
三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
库恩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Paradigm）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17]。
这几种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背景的不同部分，共同奠基了科学历史主义的哲学前提。
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从当时库恩的工作看，历史方法和对历史的理解客观上确立了历史、社会因素的地位，推动了历史因素进入科学哲学；解释学推崇的理解的主体性和历史性，深刻地影响着库恩对科学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关系的思考；实用主义的影响，使库恩将科学中的人理解为信念的、精神的主体，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
由于库恩通过人的历史性诉诸的只是主观性、个体性、精神性，以人的历史性为基础展开的理解科学的出发点只是信念，效果、解决问题被当作科学的最高目的，因此，科学历史主义的困惑，在人的历史性作为前提确立的同时，基本上就形成了。
在它改变漠视历史和人的“积累”
的科学发展观，在动态的科学发展形式的描述中将历史、科学主体的人的因素、主观的因素表现出来，并从历史方面给予确证的同时，科学历史主义也从对科学的主体性、非理性因素的强调走向了主体主义、工具主义和相对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历史主义在这里展示的情形，多么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旧唯物主义”
的局限性时阐述的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这完全适用于逻辑实证主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正中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要害。
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但却“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也完全适合科学历史主义。
科学历史主义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化”
、“直观性”
、“片面性”
、“抽象性”
，发展了科学认识论的能动方面，突出了科学活动中的人的地位，但却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从而最后否定了科学本身。
如果说，没有结合科学的实际，没有考虑科学主体即人的作用，使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走入了困境，那么，结合了科学的历史，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同样使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走入了困境。
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中介点”
，使我们既能吸收两者的合理因素，又能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不能不说是科学哲学发展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我们认识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困境，从哲学前提上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理论缺陷，吸收他们的合理成分，提供了哲学的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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