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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促使马克思回过头来对理论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
他开始对自己一直信奉的黑格尔的哲学观念体系展开深入的批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国家观念的解释要依赖于一定的经验前提即要取决于人们对“市民社会”
（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理解。
他深刻地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所谓“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
的解剖不应到这个时代的哲学中，而应到这个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
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找到自由观念的合理内涵，就必须首先对“市民社会观”
进行科学的研究。
而对“市民社会观”
的考察不应采取超验抽象的哲学思辨的方式，而应进行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证的经验科学考察，搞清现实的人们的物质利益问题。
这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对哲学观念的分析离不开对科学观念（在这里主要指经济学观念）的考察，而对科学观念的考察也同样离不开哲学观念的指引。
为了彻底解决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问题，就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
《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逐步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量阅读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和法国经济学家们的著作。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哲学观念批判与经济学观念批判，以及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首次表现了创立完整的新世界观体系的尝试。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有很大不同，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是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动物的活动是一种单纯的生命活动，而人的活动则是一种自由自觉地创造性的活动。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却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但是作为我们“当前的经济事实”
却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以劳动的异化为前提，发生了四重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是人同人相异化。
正是这种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所以马克思要想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就必须找出造成这种异化状态的根源，从而扬弃人类的这种异化的生存样态。
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和必然后果。
当马克思找到这种异化劳动的根源之后，就要消解或者说是扬弃私有财产，而扬弃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
这样一来，对马克思而言，自由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私有财产、经济的消灭，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的社会就是一种“非经济的社会形态”
。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阶级的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2]。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
[4]。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消灭了劳动、消灭了私有财产、消灭了经济的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是集中阐述了这一点：“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5]……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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