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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是受必然性的限制的。
这种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是人之活动的结果。
但人本身是不能被限定的，是处于无限的生成过程之中。
因此人能够超越必然性的限制，在对象性的活动之中超越必然性而获得自由。
换言之，自由并不在于不受限制，而是能够超越限制。
历史的必然性既是对人之存在的限定，同时也为人超越这种限制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12]因此，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与自我确证就只能表现为一个无限的自我超越的过程。
正是在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的过程中，人实现了自由与必然、对象化与自我确证、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的统一。
这种统一就表现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
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13]。
综上所述，在历史领域的规律，只能是人自身活动的规律，是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也只有在对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之中，才能阐明历史规律的存在及其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在历史进程中人的活动的必然性只是历史的必然性，只是为现实的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而改变。
因此，在历史领域，并不具有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铁的必然性，尽管由于人类活动的历史继承性不断限定新的一代人的活动条件、活动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新的一代人的活动的必然结果，否则人类将失去其存在的超越性维度而沦入自然的必然性链条的控制。
因此，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的规律，脱离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无历史规律可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必然性其实质是一种可能性，在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之中，由于人的现实的活动使其中的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也就是说，所谓历史规律的表现，只不过是在人的活动之中逐步得以展开的可能性序列，表现为人的历史性活动的趋势。
（二）规律与趋势
对于规律与趋势的关系，国内学术界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一方面是针对卡尔·波普将马克思的历史理念视为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而展开的有关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性质的探讨；另一方面是针对在有关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的过程中确实也触及了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人的活动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就是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未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然，这种理解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同时，按着“唯物辩证法”
的阐释方式同时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因此，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人的自由就在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并主动地遵循历史必然性去行事。
另一方面，在强调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通过区分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各自作用的不同，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因为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发挥并不是按着同一个方向进行的，而是按着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构成了一个合力。
这样，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再是矛盾的了，历史规律不过是人民群众的合力的表现形式。
换言之，人民群众不过是不无意识地执行了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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