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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参照系”
，依靠这个“参照系”
，才有可能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量的测量即相对性测量。
但是这种测量及其结果还要以自然时空的观念及其测量手段为中介才能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以社会时空测绘社会关系的时候，也要使用自然时空的测量标准即长短、快慢、高低等相对性观念，否则就无法让人理解。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首先从社会时空结构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结构，才能得出社会结构是地位、角色、群体、制度诸要素之间关系的整体的结论。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个人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化身，在整个社会关系空间中处于一定的位置（地位），从属于利益关系具有一致性的多个个人共同组成的组织化的社会利益关系体系，并且依靠一定的利益制度来维护这种社会关系秩序，使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而这种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社会时间同社会空间相比具有根本性。
具体而言，每个个人所体现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逻辑展开节奏的快慢和长短这种量上的变化会转化为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关系系统中所占有的地位即位置关系的量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时间可以转化为社会空间。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7]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
[8]，这句话中“节约”
一语的真正含义就是在自然时间的测量手段和测量标准的条件下，在单位自然时间内，社会时间即社会关系逻辑展开的节奏尽可能地加快。
[9]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结合生产劳动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时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以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
从实际的测量方式上看，劳动时间也就是工人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所占用的自然时间；自由时间也就是除了劳动时间之外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
但从实质上看，劳动就是抽象劳动，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关系的表征，其逻辑展开的节奏越快，人从自然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其创造的（交换）价值就越大。
劳动时间因此就成为衡量这种价值（也是一种关系）的量的大小的尺度。
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实质是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内在尺度的理论表达。
劳动时间因此成为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财富的唯一尺度。
而“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
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
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
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10]与之相应，自由时间在马克思那里其实意味着不再作为价值的内在尺度的“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的“劳动”
时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也就是说，自由时间就是不再作为价值的内在尺度的社会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均是针对某一具体个人而言的。
若要衡量不同个人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逻辑展开节奏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另一种“参照系”
，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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