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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舍勒认为，俗人的攀比和奋求者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特性，攀比和竞争总是希求更多的价值、更大的存在。
“于是，每一个‘位置’都变成这场普遍追逐中的一个暂时的起点。”
[68]由此种价值理解方式便产生出舍勒所谓“资本主义现代人”
的著名类型，这是一个新式的可以明确规定的人格群体类型，它自13世纪以来逐渐形成，慢慢地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其类型可以通过“其体验的结构”
来规定。
舍勒认为，这种现代人的体验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无限制的工作欲和营利欲。
工作与营利，按照舍勒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古时代是受“与身份相符的生计”
观念引导和限定的活动；一旦它超出这一观念的限制，变成一种以财富本身为目的而与生计需要无关的获利冲动，就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的典型体验。
此种体验“对更古老的类型来说多少是由生活需要支配的任意活动，对现代人来说则变成本能的，并且因此而成为无限制的了”
[69]。
舍勒证明，这种“现代人”
类型及其体验结构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态度和形而上学理念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生活态度方面，随着“对经济生活基础之稳靠的需求已取代了有勇气的信仰性的生活态度”
，现代人无限制的工作和营利冲动把“思想”
变成“计算”
，用理智取代**，让数量支配质量，从而“把中世纪——古代之世界观重视质量的凝思性态度变为重视数量的计算性态度”
[70]。
由于一切质性价值都转化成可以计算的利益，现代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空前强烈。
“以前的忠诚关系和信仰关系，现在由任意的契约来奠基，所有直接的生活共同体都以一个工于算计的获益者的社会为基础。”
[71]无限制的工作和算计还与舍勒所谓“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
互为因果，突出体现在现代人的“世界”
与“死”
的观念。
对现代人来说，“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和工作进取的冰冷对象，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
[72]。
与此同时，现代人的死亡观念也彻底变质，对现代人来说，死再也不是塑造生命、为生命定向、并赋予生命以总体性结构的一种东西：“他就像‘算计’火灾和水灾那样来‘算计’死——仿佛死像水和火一样对他来说是外在的事情。”
[73]
然而按照现代性叙事的主流观点，奋求与竞争没有什么不好，竞争才能带来进步，正是在竞争中才培养出新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冒险而精力充沛的工作和巧妙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连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师马克思在《宣言》中都承认，正是这种基于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总和的发展成就，而中世纪作为人的本质表现的种种美德，却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伴随物的。
[74]舍勒在他的历史分析中也充分肯定（甚至是赞美）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积极品质，他认为早期资产者是一些积极进取、精力充沛、深谋远虑、坚毅大胆，创建组织和创新制度，证明自己有能力成就大业的实干家，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那种总是力图囊括批发、生产和金融等一切领域的“大能人”
，他引用松巴特的研究成果指出，早期真正创业有成的资产者，决不是精打细算、慢慢扩展自己生意的小生意人类型，而是那种具有王者气质的干大事业的类型，多从旧时代的雇佣兵头和党魁帮首、眼界开阔头脑敏锐的原封建领主和有重商意识的原国家官员转化而来，他们是一些“属于英雄和天才类型的人”
，他们“开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
。
[75]舍勒的问题是：这些英雄和天才型的大能人怎么恰恰转向了经济生活领域？舍勒带着极大遗憾追问：“他们怎么会竟把自己那热烈的、伟大的、勇往直前的灵魂贡献给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人类活动中大受鄙视的这一分支呢？属于英雄和天才类型的人是怎么被推到其本质是清醒而连续的工作和计算这个领域里去了呢？也可以问：他们怎么会以一种纯粹实实在在的献身精神，以一种天才般的与生计需要不相干的匆忙去抓商业和企业的单纯增长这种本来完全属于私人兴趣范围的事？”
[76]在舍勒看来，这种天才和勤奋按其本性通常只用于那些“超个人的价值”
，如国家事务、宗教信仰、卫国战争、科学和艺术等领域，而且过去一直只用于这些领域，因为为国土、为信仰、为艺术与科学献身才是天经地义的、有意义的事；为什么现在却奉献给经济领域？对于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是：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和恩宠学说导致了以劳动为天职的工作欲，松巴特的回答则是：世俗生活的奢侈之风促成了无限制的营利欲；舍勒的回答综合了以上两人各自片面强调的宗教原因和世俗原因，而又另辟蹊径：现代人在宗教形而上学方面的绝望才是产生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渴望的根源，现代人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靠感而投身外部经济事务的洪流。
[77]舍勒还认为，那些资本主义创业者无论表现了怎样的王者气度，就其最初的心理动机与人格类型来看，仍然是作为奴隶道德的怨恨，从最初贪生怕死的自保发展到后来追逐私利的无穷贪欲和算计[78]，也就是源于“霍布斯——洛克——斯密”
传统的英美式资本主义的那种特殊精神气质。
相比较而言，舍勒对问题的回答无疑是更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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