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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这就是“生命价值”
，惬意事物和有用事物的价值必须根据它是否提高生命价值来确定。
很显然，这里所谓生命价值实际是以生命来命名的人的高于实用目的的自由本质，它既表现为这样的信念：“生命本身就值得形成，在生命的无目的纯表达中已经体现着诸多自身蕴藏着的价值”
[85]，也表现为以提高生命这种自足价值为目的的“生活技艺”
概念：“这些几乎是贯通了所有古代文明的技艺：……无论是希腊的等级制度、赛马场、竞赛和竞技训练场，中世纪的等级制度、禁欲、骑士竞技和比武，日本的武士教育，还是古代中国的等级制及其教育方式，都有这一观念在起作用。”
[86]舍勒认为，现代道德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
就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彻底颠覆”
，它起因于资本主义经济人特有的体验结构，即无限制的工作和营利冲动，而表现于“一种现代特有的禁欲主义”
：职业工作重于生活技艺，创造效益的能力高于生命的纯表达，“高贵隶属于有用”
。
[87]结果，“生意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其增长、繁荣以及盈利的上升，都已变成了目的本身，任何对人的福利和痛苦的回顾已完全消失”
[88]。
资本主义精神造成的这种价值颠倒，最突出地表现在现代人对幸福的体验上。
现代人的幸福体验与古代人完全相反，舍勒对此作了极深刻的对比。
他指出，古代人的幸福原则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和有用事物去获取最大的惬意享受，因此他们特别注意提高“从最单纯的、随处可见的事物中（如大自然）获取最高享受的能力”
，这种提高带来安贫、恭顺、贞洁、冥思和亲近神圣事物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人能够在那种物质普遍匮乏的条件下，具有远远高于现代人的幸福感受。
舍勒认为，不管古代人的禁欲是否本身情愿，它事实上提高了享受能力，从而也提高了生命。
[89]相反，现代人的幸福感觉恰恰走到古代理想的反面：以最大限度的惬意事物和有用事物去获取最低限度的享受。
舍勒哀叹生活于1789年之后的人已不知生活的欢乐为何物，18世纪对人类幸福将随进步增长的梦想已被物质进程残酷地毁灭了。
[90]在此最突出地表现出资本主义异化的辩证法：最终谁都得不到现代文明生产的不计其数的惬意事物的好处。
“我们看到，哪里工作强度、工作量最大，享受能力和享受艺术就降低到可以想见的最低程度。
不计其数的惬意刺激恰恰在扼杀享受的功能及其文化；周围环境越是五光十色、活泼欢快、嘈杂喧闹、充满刺激，人显得越少欢乐。
面对快活事，悲戚戚的人根本不知从何快活。
这便是我们大城市的娱乐‘文化’的‘意义’。”
[91]
舍勒开发的“现代人类型”
论题，极其深刻地应和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本性的批判，但在有关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一系列问题上，舍勒却明确反对马克思的观点。
首先舍勒认为，决定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是资本主义现代人的气质“类型”
：“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制度，这一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理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标设定和价值评价，并由其传统传承。”
因此，不是资本主义的“秩序”
生成了现代人这种“类型”
，而是此种“类型”
的人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秩序”
。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在现存经济制度发生某种变化之后便会消失，“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其法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才有可能”
[92]。
此外，无产阶级曾被马克思视为能够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阶级力量，但在舍勒看来，无产阶级既然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制度中生成的，所谓无产阶级精神也就不过是资本主义精神“类型”
的一个特定变种，因此，指望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另一方面，舍勒认为，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和保险政策，来建立国家干预控制的再分配机制，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当代学界两种影响最大的反资本主义理论，通过舍勒和马克思的对比，可以看清这两种反现代性叙事最重要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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