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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代替了唯心主义中的形式逻辑批判。”
[42]
哈贝马斯规定的任务是借用马克思的劳动作为新的综合问题，来推进认识论问题的全新解决。
他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认识：彻底的认识论必须具有社会理论的形式，“彻底的认识论批判最终只能以再现类的历史的形式进行，并且，反过来，从以社会劳动和阶级斗争为媒介的类的自我产生的观点来看，社会理论只有作为认识着的意识的自我反思才是可能的”
[46]。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彻底的生产理论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生产的存在论理解同社会理论理解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与后现代的解读如出一辙，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像后现代解读那样，刻意夸大这种概念的断裂来达到解构概念本身的目的，而是努力去寻绎在这一概念的两种理解之间的联系。
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根本指责，就是后者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理解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范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看成是一切生产的自然的永恒不变的条件，看不到（也不愿看到）这些经济范畴和生产条件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东西。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似自然性和永恒性观念暴露出经济科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从较早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到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进行了反复的揭露和批判。
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49]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深刻地指出，这些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都用在“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
，在他们看来，生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
[50]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
，它给具体的问题研究带来矛盾和混乱：“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
[51]正是根据对生产概念的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图，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定位于对于生产的历史性理解和非历史性理解。
这也是后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然法前提观点的思想源头。
后现代理论家指责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认同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叙事，对此我们需要依据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辩驳：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从来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赞美，而恰恰是从现代性批判和反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一个论题。
在马克思谈及生产力的大多数场合，他讲的都是“资本的生产力”
。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
[52]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
[53]。
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对生产力的抽象赞美，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猛烈批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
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54]很显然，这样的观点只会瓦解而丝毫不支持现代性叙事。
而马克思最受后现代诟病的对生产力的赞美，则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对资本主义实行替代的一个前提。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
[55]大意是讲，资本主义包含着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条件绝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一个手段，生产的真正目的是资本的增殖。
在这种情况下，“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56]。
从技术角度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表现为：以资本增殖而不是人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无条件发展，必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从而导致生产危机。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5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
这一概念远远不是一个经济科学的规范概念，它超出经济学的论域，而进入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论域。
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是现代性的更深刻的辩证法。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反抗话语，生产和发展都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合理性辩护的最主要根据，必须加以拒斥；那么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
这一公式中，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已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发展的批判：资本主义包含着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造成了对这一发展的绝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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