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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
[2]这个事实表明，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同劳动者相对立。
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劳动产品的异化引起了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在劳动中感到乐趣，而是感到痛苦，在劳动中感到自己不是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己是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劳动不是为自己而劳动，而是为别人劳动，是一种奴隶式的劳动。
异化不仅表现在物质劳动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原本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组织变成压迫人的政治组织即国家，本来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却成了束缚人的工具，宗教原是苦难生灵的叹息后来却成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货币是为交换的方便而设计的，是为了人的生活而使用的，可它却成了人的生活的目的，如此等等。
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也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占有，而异化则表现为对象化活动、活动的结果都成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压迫人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丧失，对象化表现为非对象化，表现为人失去了作为目的性存在的资格，他的活动、他的生命、他的存在都成为一种单纯的手段，是为了另外的目的而存在的手段。
人受着自己所创造的力量的压迫和奴役，处于一种不自由的被奴役的状态。
不仅工人、穷人不自由，富人、资本家同样也不自由，他们同样是金钱的奴隶；不仅是小人物不自由，大人物也不自由，他们为名利所困，成为名和利的奴隶，所谓名缰利锁，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之所以产生这些异化现象，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角度看，原因就在于分工造成了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享受主体的不同一和分裂，造成了价值创造和价值享受的分裂。
在商品经济时代，一切都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进行，市场运行的规律、价值规律成为一只“无形的手”
，它在操纵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操纵着一切人的命运，货币成为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一般符号和代表，成为人们的上帝。
人们创造了价值，自己却失去了价值；人自身的价值本来是一种目的性价值，现在却变成了一种手段性价值，一种要通过货币来衡量的价值。
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可现在则成了证明人的价值的一种方式，谁的钱多，谁消费得多，谁就越有价值。
异化使得一切都颠倒了，目的成了手段，手段成了目的，形式成了内容，内容则成了形式，物化变成了人化，人化则成了一种物化，人的存在、活动、产品、消费都成了资本运行的一个环节，资本逻辑遮蔽了生存逻辑。
这一切都说明，市场确实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促使人们提高各种效率的同时，在促使个人成为社会的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创造活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使一切包括人自己都商品化的倾向，存在着使人片面化发展的倾向，存在着大众化庸俗化的倾向，存在着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只要有市场，只要有货币，就会存在异化现象，这是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性的东西，是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过去我们研究和理解异化现象，更多的主要的是从所有制关系的角度来进行，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受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却把它看作只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把市场经济也看作是私有制的高级形式，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因此，总认为消灭了私有制，不搞市场经济，就可完全消除异化，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在理论根源上，就是与市场经济对着干的。
我们脱离自己国家的国情，要求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人们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竭力批判名利思想，反对发财致富，反对成名成家，反对享乐思想，以这种“左”
的理论为指导而制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造成对立，挫伤人民群众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学会实事求是地看待市场经济，学会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异化现象，开始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劳动还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的时候，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尽管它会带来一定的异化现象。
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格外长久，影响十分深远重大，又没有经过完整的市场经济阶段，许多本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就破除的东西，本该经过市场经济的实践就被消灭的东西，都还存在着、保留着。
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有些就带有前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征，或者是封建时代的弊病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弊病的一种叠加和综合。
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既败坏着政治秩序，又扰乱着经济秩序，一些人疯狂地攫取社会财富，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整治甚至谋杀敢于揭露他们罪行的证人。
他们掌握着一个方面的权力，利用这种权力肆意贪污，其实也就是抢掠人民创造的财富和价值。
像成克杰、胡长清之类的大贪污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异化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社会权力的异化问题，比起一般的金钱拜物教来，社会权力的异化更具有危害性，是我们必须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在这里。
[1]［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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