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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平均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平等绝对优先的抉择。
实践证明这种方略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的，它对于提高价值创造效率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和损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政策，结果是国家的落后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长期得不到较大的提高。
邓小平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坚持从实际出发，否定了一切不符合中国实际、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大胆地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
，先富起来，就具有带动效应，而且还会拿出力量帮助落后的地区和贫穷的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在发展中逐渐缩小差别，逐步实现平等。
总的说来，人们创造价值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无数个人形成了群体，如民族、阶级、国家等，彼此的利益又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对此是得，对彼就是失，造成了各自利益诉求的不同。
直到目前为止，人类发展仍然还是一部分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为条件，人们创造出来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公正的分配，这是无法回避又无法克服的真实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如此，各个国家的利益与人类总体利益之间也是如此，当然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会有所差别。
作为国家，如何缓解和平衡这些矛盾，使得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享受和价值实现之间能够尽可能地顺利过渡，矛盾的双方不至于因为冲突而导致秩序混乱和共同体的毁灭，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异化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这些矛盾没有得到较好解决而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况。
我们知道，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影响很大的一种分析现实问题的范式。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后来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又得到完善和深化，《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一股“异化热”
。
西方马克思主义用异化理论解释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也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包括对文化工业和消费异化的解释和批判。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理论界在实践标准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深刻反思“大跃进”
、“**”
的惨痛教训，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也存在着尖锐的争论和对立。
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与此有一定关联的。
事过几十年，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公案的时候，可以看出，当时许多人的思想还是受着历史悠久的“左”
的思潮的严重禁锢的，认为异化问题只是与私有制、剥削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异化问题，认为异化只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的思想，不具有普遍性意义，都是其具体表现。
现在看来，异化问题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也是存在着异化现象的，尽管说这种异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着重大的不同。
把异化问题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联系起来，或者说，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角度看待异化，研究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的。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学看来，私有财产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是分析经济运动的前提，而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的异化的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和异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马克思是从劳动出发而看待各种私有财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些人占有了另一些人的劳动的关系。
劳动的发展要求分工，分工使人们从事不同的劳动，因此需要交换和交往。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一些人既有了占有多余的产品的动机，也有了占有这些产品的机会，于是逐渐演化出了私有制。
分工和交换使得劳动和劳动者、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出现了一定隔离，也即是说，使得价值创造和价值消费之间出现了一定的中间环节，要通过这个中介价值实现才能成为现实。
私有财产的运动到了资本主义达到了最高阶段，它作为生产的前提，也是分配和消费的前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只有通过私有财产，它们才能结合起来，劳动生产过程才能运行。
正是因为这种条件，才出现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经济事实”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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