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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真理性与合理性的辩证统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理性尺度与合理性尺度尽管各有其具体要求、内容和功能，但它们又有着共同的基础，都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性生存实践的基础之上，又服从于同样的目的，即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把握和价值评价，因此在本质上是内在相通、互为前提和统一发挥作用的。
首先，真理性是合理性的必要前提。
价值评价是否合理取决于认识的真理性及其程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追求真理，而这正是人类认知本性的一种表现和实现方式。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具体认识活动和方式，都不过是人们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具体手段，社会观测、社会发现、社会预见、社会理解、社会评价、社会决策、社会监测、社会控制等，都必须建立在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基础之上，都必须能够切实“合于”
人和社会客体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这正如斯金纳所言，“如果我们能够从客观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人类的行为，逐渐理解行为的原因，我们就可能采取更合理的行为”
。
在这种意义上，只有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其合理性才是真正可能的。
当然，在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中，也有一些对象具有特别明显和强烈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因而很难用通常意义上的真理性来要求它们，例如，在文学、艺术、道德和审美领域等，但它们也必然与人们的历史生活经验相联系，表现着人们的价值理想和审美追求，因而有其客观性基础。
其次，合理性在真理性中得到实现和提升。
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的真理性认识必然地应当包含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合目的性创造，也应当在提升人们在思想上的自觉性和行动中的有效性中得到表现和实现。
合理性作为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追求的目标，也应当成为认识的目标和检验的标尺。
认识是否达到了科学性，要看它在实践中能否为评价和行动的合理性提供必要前提和可靠基础，而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败与否和成果大小的重要标准。
普特南力图把真理性问题与合理性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用合理的可接受性来说明真理问题。
他说：“我要辩护的观点，简单地说来是，在真理概念和合理性概念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粗略说来，用以判断什么是事实的唯一标准就是什么能合理地加以接受。”
马克思则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求得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3]自觉地进入社会实践并且合理地理解社会实践，既是社会认识真理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追求。
正是在真理性与合理性的有机和谐与统一中，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帮助人们自觉有效地从事规范性的社会活动，争得自由。
恩格斯早就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14]恩格斯认为不管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社会和自身的关系上，人的真正自由都只能建立在对于规律的认识和必然性的把握之上。
真理性与合理性都是社会认识论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但如前所述，二者之间在性质和内容方面又是有所不同的。
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联系和统一，也才能自觉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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