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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是贯穿在追踪认识全过程的一种积极活动，它“所关心的不仅是与完成主要目的直接有关的事件，而且还要使组织维持在一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以达到这些主要目的的状态”
[13]。
id="heading_id_22"（4）及时反馈信息，实施行为调控
比较分析所得出的各种判断和结论都只有通过对于行为—效应器官系统的调节才能发生作用。
为此必须将它们及时地回输到行为的组织指挥者和实施者那里，这就是信息的负反馈过程。
反馈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而这里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经过比较的指令性信息，是对于原有的控制信息的一种修订性或校正性信息，它与原有的控制信息相联合而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从而改变着社会活动的方向、方式、进程等，进而改变着活动过程的最终结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追踪性认识活动是在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展开的实际过程中展开，并伴随其发展而逐步深化的。
确定参考系、动态监测、对比分析、反馈调控，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一个具体周期的几个基本阶段。
而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动态监测，不断地对比分析，不断地反馈调控，不断地重新选择和调整参照系，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不断发展的完整链条。
正是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统一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们的自觉监测、调节、控制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人们的需要创造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成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增添着新的成分和内容；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念则在活动中不断地对象化、实在化，得到实现、检验、修订和完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社会的实际的自我创造过程中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它们又作为一种观念的成果而加入到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之中，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社会认识结构自身的不断更新与完善。
[1]参见傅龄：《历史研究法》，2页，北京立达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
在傅龄看来，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都面对着过去的社会事实，并力图对其作解释、评价和再现。
但是就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事实之研究和掌握方式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却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社会学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差别是两种眼界的差别：“史家系着眼于质（quality）、小性（individuality）、特殊性（uniqueness），社会学家则着眼于量（quantity）、通性（geioion）。”
[2]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版。
“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
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
[3]［德］黑格尔：《小逻辑》，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5]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
中的分析论述。
[6]《李大钊选集》，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7]［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1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托夫勒曾经这样比喻人类加速度发展问题：如果以大致62年时间为一个人生来划分人类过去6万年的存在，那么，人类就大致有800个这样的人生。
在这800个人生当中，人类整整有650个人生在洞穴中度过。
最后70个人生才由于文字的运用而进行人类之间的沟通，最后6个人生当中有了印刷文字，最后4个人生中有了精确的时间测定，最后2个人生中才有了电力。
而今天生活中的一切物质商品中的绝大多数是第800个人生中制造的。
[8]［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3。
[9]参见［美］B.B.科索拉波夫：《社会预测方法论》，113—11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10]《列宁选集》第2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参见邓英淘等：《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2]闭环控制系统是相对于开环控制系统而言的，二者的区分在于有无反馈回路。
开环控制系统没有反馈回路，系统的输入直接控制输出；闭环控制系统带有反馈回路，它的输出不仅由输入，而且由输出的回输来共同控制。
[13]［美］卡斯特等：《组织与管理》，520—5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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