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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商品经济与现代社会。
小商品经济无疑属于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并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而恰恰是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条件。
在讨论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常常谈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并不晚，而且发展的程度也并不低，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远不追溯，就从15世纪说起，中国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比较繁荣的程度：原有的城市扩大，许多新集镇在各处纷纷建立；货币制度由混乱趋于统一，确立了银本制，国家税收从实物形态变为货币形态；农业生产商品化趋势加强，出现米贱丝贵的新现象，经济作物的生产有较大幅度增加；家庭手工业大批地脱离对农业生产的依附而向市场集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专门的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集镇；农业人口大量离土离乡涌进城市，形成了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
到明朝中期（约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前期），中国江南五府非农业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20%以上。
一些地主对土地的经营也已经商业化，专门种棉、种桑、种香料的“专业”
地主也大量出现。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并不亚于西方。
但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非常独特的，它始终没有撼动小农经济这一根基，反而成为小农经济的存在条件。
散布于全国的地方小市场为小农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也为小农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充分空间，使它们具有顽强的生存和再生能力。
由于有这种小市场的支持，因而小农完全可以运用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分散孤立的经济活动，用不着改变生产方式，用不着扩大社会分工。
所以，尽管地方小市场能够把某些地方特产汇聚成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失业群众也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始终处于萌芽阶段，不足以培养起催化现代社会诞生的新兴社会力量。
与此同时，尽管王朝一再更迭，小农经济基础却破坏了又修复，始终没有突破原来的模式。
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自然只能按照原有的轨道来运行。
因此，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商品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因而并未把中国一步步引向工业社会。
由此说来，讲商品经济时应当予以界定，分清是小商品经济还是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笼统地谈商品经济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似有不妥。
当然，承认小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的维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对传统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瓦解作用。
2.商业化与现代社会。
商业化并不等于商品化。
商业化主要反映的是商业贸易发展的程度，而商品化则反映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内容不同的概念。
商品化要比商业化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商品流通领域（商业贸易只是流通领域的一部分），而且包括商品生产领域。
由于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因而商品生产所代表的意义远比商业贸易深刻得多。
正是这样的差别使它们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马克思指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
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
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
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
虽然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
[33]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商业即商人资本活动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揭示出来了。
应当肯定，商人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货币财产的相对集中，而这种集中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
第二，商人资本对于那些卷入商业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产生腐蚀瓦解作用，因为它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它不仅仅是攫取生产的余额，而且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由此导致旧的关系解体。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交换而生产，而不是为满足消费而生产，这就客观上需要有一大批商人的出现，他们不是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
所有这些，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商人资本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并“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34]。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深刻触动旧的生产方式，毋宁说是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
这种经济形式在一个社会内越占统治地位，就越排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越排斥产业资本的确立。
马克思曾经举例说，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因为他实际上是作为商人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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