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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商人从封建贵族的领地上租来的一块块土地，这些土地大多位于通衢大道交会之处，或者水陆路交会的桥梁附近，或者某个半岛的尖端或河流入海口附近。
所有这些地方都远离封建领主的城堡，租借较为容易。
商人们租得或购得这些土地后，就将其作为自己的售货点和居住点，城市便这样形成了。
这种城市由于远离王城、贵族都邑和领主城堡，所以它既不是行政都城，又不是封建文化中心。
虽然它在其发展初期免不了要受封建领主的管辖和行政干预，但由于它偏僻，管理起来颇为费力，加之城市的市民经济使封建主和王室有经济收入，而且市民不断对封建势力竭力抗争，贵族和王室就逐渐将城市的治理权委托给商人代表，而给城市颁发“自治”
的特许证书。
城市自治权的获得，使城市逐渐有可能独立于农业文明的汪洋大海之外，成为一块块“飞地”
。
有的城市虽然与封建都城相去不远，但由于它实行了自治，所以它与封建都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城市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空气远比农村自由、活跃，像农奴逃入城市后经过一定的期限，便有获得人身自由的可能。
总之，西欧的城市从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特殊性：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城市的生产与销售均由市民自行组织，不受封建主干预；在政治上，城市形成自治，不存在封建制度下封主与封臣的关系。
显然，西欧的城市始终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之外，未成为体制内的力量。
[33]这就是说，西欧的城市是从当时社会结构之中分化出来的异己力量，它与原有主体结构是异质的。
正是靠这种分化，在西欧封建国家内部形成了城市与庄园两大经济中心，这两大经济中心之间不断进行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双向交流，从而使城市经济成为封建经济的离心力量、破坏力量，最后导致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现代社会的兴起。
相比之下，在西欧以外的其他地方就不存在这种情形。
如中国的城市早就出现，而且一向比较发达，但中国城市的发展有着与西欧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城市历来没有从整个封建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获得独立发展，而一直是在这种主流结构体系内发展的，受这种结构体系的制约。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始终保持着作为官僚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
无论是帝王驻跸的都城，还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县城，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和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
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都仿效都城。
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国家政权（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所在地，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
因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
[34]。
之所以是经济结构的“赘疣”
，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城市不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转换，而是靠维持原有经济结构以求生存，因而客观上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首先，这种城市与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寄生性的。
城市只注意无止境地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而很少向乡村提供产品。
城市中的贵族、官僚依凭盘剥农村而过着膏粱锦绣的寄生生活。
其次，这种城市基本上是消费性的。
城市里的手工艺基本上是为官府服务的官手工业，其生产的产品也大多是奢侈品。
真正的工商业在城市里往往要受到种种限制，难以获得健康发展，无以形成欧洲中世纪城镇那样强有力的行会制度。
中国城市的行会受到国家力量和宗族力量的双重制约，显得非常软弱，在保护同业权益、抗御统治阶级的超经济掠夺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因而社会对生产过程的干预，主要不是来自行会，而是来自朝廷和宗族。
总之，中国的城市并不具备自立的经济，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在经济上却处处依赖乡村，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
正由于城市经济没有它本身独立的社会生存机制，而永远处于农业社会经济关系的有机结构之中，所以它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衰而兴衰。
中国社会虽有漫长的城市历史和商品经济历史而未能在近代产生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亚细亚的其他国家、地区，情形也基本同中国相似。
像阿拉伯的城市和商业在中世纪曾称雄一时，阿拉伯商人垄断着东西方贸易，活跃在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中。
但阿拉伯的城市和商业始终是在政权力量的控制下，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主流体制之外。
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其次才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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