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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统治力量比任何地方都强。
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以至在欧洲东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区也基本如此。
可见，城市与乡村农业经济、城市与传统社会结构撕不断的内在联系，确实是亚细亚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以至整个亚细亚社会城市与西欧城市的不同，必然带来各个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社会力量方面，虽说都是城市工商业者，但所体现的作用大为不同。
在西欧的城市，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他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了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
。
这样，在一个庞大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就分化出一个市民社会。
这种市民社会恰恰是通向现代社会的桥梁。
起初，这个市民社会还比较弱小，但它充满了生机，因为它是在封建社会的主体结构之外不断发展的，它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创造了新的文化，培育出了一代新人。
正是从这个结构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35]这种异己力量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西欧社会的转型。
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却很难培养出这样的市民社会。
就城市本身来说，封建政权出于狭隘的目的，往往对城市工商业实行严格的限制。
在官立市场制度和商贾律等抑商政策的作用下，商贾常常受到百般刁难，很难得到顺利发展。
至于手工业者，更身受各种形式的劳役强制，直到明初，还颁令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称“轮班匠”
、“住坐匠”
等，不得自行脱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手工业者所受的人身压迫与限制比农民更为深重，许多官营手工业工匠名籍官府，实际上无异于帝王——官府的家奴。
在这些重重限制与重压之下，工商业者尽管为数不少，但他们无法形成像西欧那样相对独立自主的市民阶级，因而不可能撼动封建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力量结构的根基。
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也是如此。
秦王朝以降，中央集权政权将小农经济由原来的井田制完全改变为国家编户制。
在这种国家编户制下，国家将每个农民都控制得死死的，按地亩和人丁向他们征取与地租合一的赋税与劳役，“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
。
为了对农民严加控制，无论如何要做到不使农村人口“转死沟壑”
或“流徙逃亡”
，因为这会使“国本”
动摇。
正因如此，中国的农民很难像西欧的农奴那样逃出庄园去建立独立自治的城市，自然，在中国也就没有出现西欧那样的市民阶级。
没有市民社会的分化，当然也就没有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桥梁。
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虽说都是等级社会，但两种城市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大为不同。
西欧的等级社会固然在中世纪后期城市出现之前就有其不同于中国的特点，这就是像有些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是一种宝塔式呈阶梯式的等级，每一级都受制于它的直接上一级，又制约它的直接下一级，每一级都只对直接的上级有服从的义务，对间接的上级却不一定服从，“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
到中世纪后期城市出现以后，这样的等级结构也很难继续存在了，因为城市的出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依附与服从的关系，其鲜明的旗帜就是独立、自治。
这样，就连最直接的一级对一级的依从也被取消了。
相形之下，亚细亚社会大部分存在的是一种被称为大殿式的等级，所有的等级都覆盖在同一个“大殿”
下，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权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彼此间不像西欧那样的一级只对一级具有直接服从的义务。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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