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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经济反映了未分化的劳动方式，而未分化的劳动方式体现着权力的未分化。
这样一来，就很难在村社组织中分化出一种对君主政权加以制约的权力，因而非常有利于君主专制政权的稳定。
事实上，犹如一个个团块的村社，客观上就需要一个君主专制政权来覆盖和维护它们。
日益得到强化的君主专制政权又会以强大的反作用来影响村社，这就是牢牢地控制着村社的经济命脉，使其既不导致瓦解，又要保持绝对服从。
在这方面，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尤其是对印度公社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说明。
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
[41]。
“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
[42]这就是说，国家是土地的真正占有者，土地被看作是国家赐予公社的，而公社又分配给农民的，因此，国家随时可以收回土地，或由国家进行重新分配。
全国的劳动力都可以由国家任意调拨使用，而无需给予报酬。
任何人的任何财产都可以由国家“籍没”
、“归公”
，所以私有财产并不具有神圣的性质。
既然真正的土地私有权是不存在的，那么，国家的所有权与主权也是不可分的，如在印度，“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
[43]。
在失去土地私有权的情况下，村社制度自然难以解体，生产形式也自然难以分化，因为每个共同体成员必须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
才能生产和生活，要想各行其是是不可能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此，中央集权的结果，实际上加剧了村社制度的稳固，阻止了生产的分化。
这样一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村社经济为专制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专制政权的绝对统治又加强了对村社经济的牢固控制，结果，亚细亚社会就一直在“静止”
的状态中缓慢地“爬行”
。
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导源于劳动的分化，那么，促使劳动分化便成为加速社会结构改革，进而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环。
怎样促使劳动分化？易言之，靠什么力量来打破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新的劳动组合呢？在马克思看来，除了需要发展商品经济之外，关键是要大力推进工业的发展。
大工业的效应首先体现在促进家庭关系的瓦解，“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
[44]。
因为“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45]。
另外，大工业也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使其纳入现代生产方式之中。
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
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
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
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
[46]大工业一方面撕断了这种联结农业与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家庭纽带；另一方面也为农业与工业在对立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综合创造了物质前提。
总之，大工业越是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就越是出现分化，社会结构也越易发生重大变革。
这一切，无疑有助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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