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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
[22]之所以要建立这种联系，就在于唯此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各种关系、比例的协调，加速运行。
因此，“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23]。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主要在于，“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24]；而在“未来社会”
，这种发展的盲目状态可能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控，使得“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25]。
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是保障变革过程中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
离开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正常的社会运行无从谈起。
社会发展客观上需要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
这还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主要是现代经济发展引起的。
第一，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系高度统一。
现代社会经济的联系日趋扩大，客观上要求政治力量加以新的建构，以形成政治上的规范与统一。
这种统一不仅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要求形成一体化的权威体制、一体化的法律体制、一体化的司法体制、一体化的行政体制等。
不具备这些条件，经济活动便无法开展。
第二，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系具有合理的结构。
在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要求日益复杂起来，以致发展到对经济、税收、法律、福利、金融、财政、货币、信息、能源、生态环境、消费保护等各个方面的要求。
要满足这些要求，政治体系就必须有完善的分工，形成合理的结构，即政治体系应当层次分明，权限分明，体制完善，指挥统一。
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系发挥更大的功能。
生产社会化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经济联系空前的复杂，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在经济活动中承担协调、控制的职能。
如进行大型输电、兴修水利、航空、航行、修建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必须由国家出面协调。
这种协调控制主要是通过政策、法律等形式来予以实施的，因而属于宏观调节式的间接控制。
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主要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社会控制。
近代工业发展以来，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极大地破坏了自然本身的平衡，进而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马克思当年就已经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
同样，在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对地力的剥削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
，从而在人类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
[26]由于对自然的掠夺性使用，使人对自然形成了“对未来的预支”
，而这种预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真正的预支”
[27]。
这样的破坏与预支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这样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28]这种情况促使人们逐渐觉醒起来：为了避免实际后果所产生的否定性影响，单纯地强调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统治是绝对不够的；片面地追求某种直接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29]。
既然自然生态的失衡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那么，加强这方面的社会控制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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