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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的发达清晰地表征着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
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步看到了构成历史运行机理和图式的文化之影响力。
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文化设计（韦伯所分析的科层制），等等。
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枚举文化机理在人的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具体作用的显现，而是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走向自觉的机制。
促使文化走向自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是知识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
讨论现代化问题，我们会立即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因素。
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加速度增长。
波普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
必须指出，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交织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而且具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
胡塞尔晚年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时曾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
从笛卡儿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进程的转折。
随着数学的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理性主义观念开始支配科学和哲学。
到了伽利略，自然进一步被数学化和理念化，纯几何学中的完美观念开始形成，自然作为数学的宇宙，服从于自然规律。
在这里，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确立并且开始支配历史进程。
胡塞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实在是对理念的或多或少完全的分有，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
。
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整体意义，我们能够作出超出直接经验直观和前科学生活世界的可能的经验知识领域的、具有规定性和系统性的预言。
使这样的预言直接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成就是我们建立起了数学的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
[4]。
同时，形式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技术化”
，结果，“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
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
[5]。
可见，现代理性知识的增长方式和作用方式对于文化在总体上的自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里我们还特别想指出的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形成了人类知识的反思性（reflexivity）机制。
如前所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由于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知识开始成为一种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的总体化的趋势。
现代知识的反思性就是这种趋势的重要特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历史方位，使自觉的文化开始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自觉的内在机理和图式。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反思性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但是，由于前现代社会具有“以过去为定向”
的特征，因此，“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
。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它被引入系统再生产的根基，由此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在于这样的事实：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的特征。
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现象的性质。
所有社会生活形式都部分地由行为者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所确立。
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关于‘如何继续进行’的知识对于由人的行为所制定并加以再造的惯例而言，具有实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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