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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实践为根基，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近现代的一些文化理论也试图揭示文化与历史内涵的关联，以及文明形态演变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把握了文化和历史的本质关联。
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实践理解为人类个体的活动，而且把实践的展开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
因此，他们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常常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和基本地位；一种观点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更加突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运动的基础性。
这两种观点都把人的实践和社会运动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性正在于把握了两者内在的本质关联：在他们的视野中，实践并非脱离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物质条件的纯粹的个体精神活动，而社会历史运动也不是排除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纯粹物质活动，而是主客体统一的运动，历史运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层面的生成和展开。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清楚的论述，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是把社会历史结构和历史运动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展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衣食住行等日常需要的满足，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45]。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46]接着，他们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
[47]。
最重要的是接下来这一段话，在这里，人类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实践活动中生成了，“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
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48]。
到这里，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的实践活动已经展开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历史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人还具有意识，但是，“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49]。
他们还特别强调，意识最初并不具有独立性，“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
，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只是在后来的分工中，才逐渐生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50]。
这样一来，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开始在实践活动中分化并生成现实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的生成的分析给我们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方面，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与人的实践活动不同的外在决定要素，而就是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过程；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和文化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运动的、被决定的要素，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结构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结构分析为我们准确地、深刻地把握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空间。
首先，这一社会历史理论从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确立了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理论基点。
其次，经济社会运动的实践基础和文化内涵的理解，为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文化的反作用、文化的独立性、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非同步性等重要观点，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
最后，关于人类社会运动实质上是人的实践的现实展开的理解，不仅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留下了空间，而且丰富了我们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内涵的理解，为深刻认识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等奠定了重要基础和坚实依据。
3.以实践为根基，多维度地开启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的现实维度
虽然几乎所有文化理论都注重文化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然而，真正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根基的社会历史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它既在理论理性层面上回答如何理解文化的规定性，并通过文化的理解加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的问题，又在实践理性层面上回答如何扬弃落后的和物化的文化，如何推动文化的进步并增强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极推动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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