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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产阶级的文化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的攻击性将被破坏，因为“它进行领导的力量已一去不复返了”
[6]。
这些论述说明卢卡奇对意识革命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入的理解，他总结性地指出：“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且只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
[7]这种对社会本质的正确洞见就是卢卡奇所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这种阶级意识不是阶级中单个个人思想的总和或平均值，而是对总体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的正确的、自觉的、完全的把握。
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
的现实承载者，无产阶级必须要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和扬弃物化、扬弃自身，恢复总体性的历史任务有一种自觉的认识，而这个过程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和生成的过程，也是意识革命的斗争过程。
正如卢卡奇所言，“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
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
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
[8]。
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真正达到自觉和成熟的阶段时，无产阶级便有可能在意识革命中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使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成为具有可能性的实践。
2.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理论
与卢卡奇对革命中的意识和文化作用的重视相一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样体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这一主题。
葛兰西的革命观是以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基石的。
葛兰西认为，欧洲革命之所以没有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取得胜利，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国家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这个差异就体现在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指的是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代表文化、精神、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领域。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独立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并且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巨大功能。
因此，在西方社会，上层建筑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政治领导权还掌控着市民社会，即掌握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也就是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而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
[9]。
这种方式用公式表示就是：国家=强制权力+领导权。
换句话说，国家的特征除了专制和暴力以外，还要体现出社会同意的原则。
而处于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中的俄国情况却截然不同。
由于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国家结构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
换句话说，国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暴力和强权来实现的。
因此，在俄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推翻了国家的统治，实现了革命的胜利。
相反，在西方社会，暴力革命能够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政治权力，却无法获得社会的同意，无法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就是，简单套用十月革命的战略在西方社会是不能奏效的。
因为，“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
有一种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熔化在被调整了的社会之中，——在这种学说里上述问题占着中心的地位。
可以设想，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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