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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葛兰西指出，西方革命的关键目标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而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暴力革命的运动方式并不适合于攻克资产阶级统治中这一最坚固、深层的堡垒。
葛兰西认为，“阵地战”
的方式更适合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展开长期的进攻。
通过这些具体战略的论述，葛兰西完整地阐释了他的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理论。
因此，虽然卢卡奇与葛兰西的研究角度并不完全相同，卢卡奇高度重视革命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葛兰西则把文化领导权视作实现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但他们的结论却共同强调了意识和文化因素在革命中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共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以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文化的革命理论。
二、理性文化批判
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展开深刻批判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点。
20世纪初，卢卡奇将对人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批判转向了对人的物化意识的研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法兰克福学派正是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线索，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新的异化现实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
他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把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理解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危机，并由此多方面开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为背景的。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一直以来是西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理性主义包含着追寻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逻各斯”
原则，另一方面还包含着主体性、超越性和自由性的“努斯”
原则。
两种精神原则以并行发展的形式融汇在理性主义文化之中，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底。
“尤其在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理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11]然而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理性的不断演进，理性文化精神内在的矛盾不断外显，两种精神原则愈发分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被技术进步的至高目标所裹挟，依照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模式改造人类社会成为现代理性主义的趋势。
然而，对技术理性片面的崇尚并没有让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得到预想的确证，当技术理性压倒人本精神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文化精神的表征时，它的限度便暴露无遗。
20世纪的人类历史境遇将理性极度膨胀后的负面结果展示得淋漓尽致。
世界大战的浩劫、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悲剧用极端的方式昭示着技术理性的恐怖一面，而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商品消费对人的操控却以温情脉脉的面目欺骗着普罗大众，使人的不自由和异化状态一步步从经济、政治领域发展到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深刻地认识到，正是现代西方文化精神中的理性主义文化的过度膨胀导致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困境和异化状态。
由此，他们围绕着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等主题向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加剧的理性文化危机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1.技术理性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文化批判理论之中，技术理性批判是其中最核心的主题。
如前所述，技术理性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理性文化的本质内涵，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以及性格与心理机制都与技术理性直接相关，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首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了启蒙精神的实质，即宣扬理性至上，推崇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技术理性，坚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性实现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无限统治并最终获得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
然而，启蒙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退化为神话。
通过对启蒙“自我摧毁”
这一悲剧性的辩证法的论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精神迷信技术理性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相异化、人与人的相互异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刻批判。
最终，“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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