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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礼俗社会”
）和以契约、法规和公共舆论维系的“法理社会”
。
一般说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历着理性化和个体化的进程。
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凭借着习惯、传统、风俗、经验、给定的规则等自在的文化模式而自在自发地、习以为常地生活于相对狭小的范围中。
而人的现代化意味着把个体从这种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使之成为适合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的，具有主体意识、批判意识、技术理性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个体。
显而易见，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的转变与社会主体的存在方式的转变是一致的，因此文化的进步实质上是人自身的发展。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也是从人的主体性的增强的角度描绘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例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858）手稿》中曾从这个视角表述了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的著名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22]
马克思从自己的学术生涯伊始，就把人的自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写博士论文时，尚未能从社会历史现实和人的实践根基上来把握人的自由，但是，他关于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强调已经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自由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在这里借用普罗米修斯的一句名言“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
来表达这一思想，他认为：“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
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23]此后，马克思毕生都把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视作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尺度和价值标准。
例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24]。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内在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858）手稿》中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的思想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揭示了文化进步与人的自由的本质关联，他强调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25]恩格斯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统治，自觉地支配和控制人们周围的、至今一直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真正进入人的历史，其突出标志是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26]。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脱离历史条件地强调个体的自由，而是把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统一起来，并且强调二者不可分割的本质关联。
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自由。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
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27]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被共同体所决定，而是构成真正共同体得以生成和存在的基础条件。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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