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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显然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主导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全人类各民族普遍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而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
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
很多经济学家发现，1800年之前的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马尔萨斯陷阱”
的支配：“人口守恒”
与低水平的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
而1800年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经济异常活跃、快速增长的时代。
毫无疑问，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奠基于关于资本的分析之上。
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展开显然得益于这几个要素的强有力支撑，不仅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资本的逻辑虽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发展成果直接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服务。
相反，资本服从自身的逻辑：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流动、增值、逐利。
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逻辑。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结合资本的逻辑的各种新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资本的约束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不难看到，今天的人类依旧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更加多维地表现出来：在资本、技术和市场规则制定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基础上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而工业革命“却通过一种近来被称为‘大分流’（GreatDivergence）的过程导致不同社会间收入不均的增加。
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0∶1之高。
当今的世界是史上最富有人群和最贫困人群并存的世界”
[17]；进而，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福利政策等措施的实施，曾经使人们相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事实上，随着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曾引以为自豪的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
的松动和不稳定，人们看到了“华尔街”
所代表的1%和99%之间的天壤之别，日本学者宫川彰曾计算了松下幸之助的收入，“他每天消费之后留下的财产是906.7万日元，即每天储蓄906万日元。
而对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每天劳动成果的收入大概几千日元到一两万日元，两者的差距简直难以想象”
[18]；此外，在资本的流动和市场的运行中，物化人格、异化、不健康的消费、货币拜物教、社会冷漠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正因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20世纪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展示出人类的创造力，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
处在21世纪开端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冲突、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政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城市骚乱与区域动**、生态危机与资源争夺、科学创新与技术异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强国与新兴经济体、文化交锋与宗教冲突、政治霸权与价值冲突、外交竞争与军事冲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自然灾害，以及防不胜防的全球问题，等等。
因而，如何引领全球化的文化逻辑朝着有利于人类文化繁荣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演进，应当是各种文化研究、文化理论自觉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应当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
首先，应该形成关于全球化的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态度：在实践上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价值上对其形成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
具体到文化层面上，必须通过清醒的批判意识引领文化全球化朝着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方向演进。
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不能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趋同化，而应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一些关系到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文化价值。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和世界文化的生成，绝不意味着一切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彻底消亡和一种无地域差别和无民族差异的大一统的世界文化的建立。
实际上，在任何条件下，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民族化、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共性的文化和个性的文化都是共生的，互为存在条件的。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不是单一的、一元的文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多元文化的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也不能是各民族文化的普遍“西方化”
，不能是“西化”
的文化霸权的一统天下，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
不可否认，在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所描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不平等现象，即文化的中心边缘、西方东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文化生产国文化消费国等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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