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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能否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还是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
因而，那种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断言微观视域必然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构建什么样的理论研究范式，对于能否真正把握社会历史规律，却是关系紧密的。
具体说来，在今天的理论研究中，人们一般都承认，不能把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取消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人的历史创造的可能性。
但是，人们较少考虑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虽然有着本质的联系，但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必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把握。
假如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揭示和概括社会历史规律，就会把历史必然性变成与自然科学规律无异的“经济决定论”
。
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就专门探讨了两种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不同。
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它强调“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就在于它们与同一概念中所包摄的对象具有相同之处，而一切纯粹个别的东西都是‘非本质的’”
[22]。
而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因此，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只有个别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才是适用于文化事件的方法。
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亦即把它纳入普遍概念或规律之下，那么文化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对什么都适用的类的事例（Gattungsexemplar），它可以被同一个类的其他事例所代替”
[23]。
这正是我们担忧的地方和问题：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甚至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常常由于忽略、懒于、不屑于或者拒斥微观分析，不仅没有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作出具体的、微观的深刻分析，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作出各种理论结论时所作的具体的和微观的历史分析也不甚了解。
结果人们常常轻车熟路地、得心应手地从现成的原理和结论出发，对今天的现实作一些蜻蜓点水式、外在观望式、标签套用式的笼而统之的远眺。
这常常容易导致双重消极后果：一是由于把历史规律变成自然规律式的“铁的必然性”
，变成了盲目的经济逻辑，结果人们以一种貌似坚定不移地“坚守”
历史规律的方式取消了历史规律；二是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无法切中和穿透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成为缺乏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抽象教条和思辨的理论推演。
因此，我们提出加强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的建构，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绝不会导致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相反，这应当是在今天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途径。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包含着丰富多样性和差异性、包含着丰富的创造性空间的社会历史规律性的认识。
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摆脱了思辨抽象性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24]
行文至此，我想起恩格斯晚年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德国青年理论家的担忧。
恩格斯发现，一些青年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
；并且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
“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
因此，恩格斯告诫：“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25]恩格斯120年前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真的好像是在说我们今天的事儿。
在那封信中，恩格斯还特别说道，“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
[26]。
这正是我们对今天的理论研究的担忧所在，也正是本文所提问题的针对性所在。
如果不积极探索用一种微观分析的视域认真思考今天丰富的现实，从而形成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更加丰富的认识，而只是站在那里宣布“坚持理论立场”
，轻车熟路地运用各种“套语”
，并对新的探索加以“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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