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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以，马克思认为宗教和神学批判必须被替换为法律和政治批判。
不过，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德国过去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对者，那它就不会集中于自己本身，而会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
[15]。
马克思第一次认识到批判的不足以及实践的必要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16]这并非贬低哲学批判的重要性，因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转变成物质力量”
[17]。
因此理论解放也有其实践意义。
但还有一个问题：现实世界的任何革命都需要有物质基础。
就德国的情况来说，马克思发现这种物质力量就在无产阶级之中。
同样也是第一次，马克思将德国哲学批判的现实化和实践化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
人们依然可以发现费尔巴哈在这里的影响，因为哲学和实践的关系被认为是积极的理论和被动的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仿佛真正的主体依然是哲学，它是“人的现实化”
。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18]。
在革命的心脏和头脑之间所进行的区分，依然具有费尔巴哈式的起源[19]，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似乎也坚持的是某种唯心主义的论调。
因为实际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似乎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这就从某种程度上给历史设定了一个理性目标，即必须通过特定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一历史合理性目标。
根据这一视角，实践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而理论本身似乎很独立。
马克思后来在巴黎遭遇现实的工人阶级运动时，对这一平衡关系进行了修改，即认为：不再需要通过哲学来评判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了，而是相反，必须以理解现实的实践及其具体革命动力为基础。
显然，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为自己未来的意识形态概念准备了大量基础性材料。
意识形态概念得以产生的理论背景，就是对某种歪曲（马克思称之为颠倒）的意识形式的批判。
但意识的这一颠倒形式并未被视为缺乏任何社会基础的纯粹的虚幻或误认，而是认为它们植根于现实社会的颠倒和矛盾之中。
认知性颠倒的作用，就是在意识的层面来补偿现实层面的颠倒。
因此宗教就是对现实困难的一种补偿，而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则是对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根本性分离（这种分离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严重）的一种补偿。
简言之，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早期著述中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其所有基本内容都已具备，只是尚缺乏一个正式的命名而已。
当然，为概念的完整性起见，更为充分的理论框架还是必须的起见，有必要提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和历史概念，以便为其批判属性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为何意识形态概念的最终诞生明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所在了。
马克思是在第二个思想发展阶段完成这一任务的。
[1]参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EarlyWritings，ed.L.Colletti，Penguin，Harmondsworth，1975，p.209）；也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arlyWritings，pp.381-382，392-393）。
[2]参见科莱蒂给自己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写的“导言”
（“Introduarx，EarlyWritings，ed.L.Colletti，Penguin，Harmondsworth，1975，pp.22-24）。
[3]K.Marx，“CritiqueofHegel'sDoeofthe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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