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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马克思那里则相反，历史是由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这一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类也赋予历史以意义。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目的论的。
它并没有倡导一种有待实现的终结目标，正如它没有提出一种可引导历史走向必然结局的内在推动力一样。
[15]马克思显然拒斥了批评者的阐释，这个批评者：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6]
在超越当下的努力中，马克思仅仅投射了体现在当下社会中的可能性。
他希望发现来自于统治世界的具体自由的机会。
但他并没有描述一个注定是“上帝之城”
的“自由王国”
。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也就没有必要诉诸未来模式来开展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了。
正是对当下现实本身的分析为他提供了批判的基础。
是否有证据可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最优秀的，或其本身是科学的？我已指出，没有这样的一般性担保。
我们所能要求的（为避免教条）就是：可以用来投射未来的当下现实中的要素，是以一种尽可能严格的方式找到的。
马克思完全意识到了挑战，并鲜明主张：“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17]他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正强调的是这一点，即他们在没有分析（可以超越其当下形式的）当下社会要素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未来。
通过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相对比，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
，“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
。
而马克思则相反，认为交换价值或货币体系“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详尽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
[18]。
马克思力图揭示的是，正是支持平等的关系实际上造成了不平等。
主导交换关系的建立，是以用等价关系掩盖剥削为基础的（虽然在形式上不违背等价原则）。
这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已讨论过。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马克思诉诸未来是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之上的，即旨在揭示市场中的等量价值交换与生产中的固有不平等交换之间的矛盾的分析。
正是这一被掩盖市场表象之后的基本的不平等，使得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表述为“扭曲的和颠倒的”
，从而解释了矛盾的出现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这一斗争寻求最终解决基本的不平等。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倡导一种（未来的关系可据此调整的）平等的道德观，而只是倡导要终结资本家或任何什么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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