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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形成相适应的。
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
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
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
[6]
由此可见，《资本论》据以开始的东西看来是完全自然和简单的。
然而，通向这种似乎是简单东西的途径，正如一切科学的开端那样，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时会遇到这种说法，即似乎寻找科学对象的“细胞”
可归结为仅仅是不同类型的思辨学说，而不需要在科学上作出多少显著的努力。
这是公然把事物的真实状况简单化了。
由于科学研究对象的“细胞”
的基本性，所以要理解这种“细胞”
较之研究发达和复杂得多的形式，无疑是更困难些。
具体地说，要洞察商品关系的奥秘，在关于商品是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的消费价值这个肤浅的观念后面揭示它的经济特征和总的社会特征——价值，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起源，竟需要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
马克思所作出的这种发现，使他得以确定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
——社会的财富的基本形式。
[7]但是这一发现又提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决不能把“细胞”
概念同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简单地混为一谈。
由于使用价值就其本身而言“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8]，所以，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价值具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的意义。
形象地说，如果“细胞”
问题乃是寻找经济体系的“原子”
结构问题，那么寻找基本范畴的问题就等于发现“原子核”
。
认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研究对象基本形式的探索，反映它们的属性、特征、侧面的最简单的抽象概念的制定，总是先于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产生。
而理论知识本身是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途径而发展和系统化的。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乃是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建立科学并对之进行系统叙述这个任务中的发展原则的逻辑等价物。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和经典性的运用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开了科学的新篇章。
列宁在强调《资本论》的逻辑—方法论意义时写道：“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
[9]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研究和阐述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课题——的方法也应当如此。
二、从理论上再现历史过程的出发点：人的活动
历史唯物主义就其起源、阶级本质以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的功能而言，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它与后者一起组成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社会哲学知识，而且是一般社会学知识。
它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拥有自己的科学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一门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动力的科学，就要触及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细胞”
，这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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