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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来说都是相同的。
正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
一样,上述“细胞”
:第一,应该是最常见的、经常重复的、感性上可感知的社会现象;第二,应该以不发达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社会矛盾。
同时,这个“细胞”
也必须具有自己的特征。
它所应表达的,不是使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区别于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东西,而是划清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总的说来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界限。
近几年来,在科学书刊中,在各种理论会议和协作会议上,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讨论了这个课题。
大家都发表了具体的意见,特别是,有人建议把人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
来解释。
乍看起来,人的确好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
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鲁滨逊式”
的想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因为现实的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定的性质也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
[10]所以,从人开始来研究社会生活无异于从社会开始来研究社会生活,也即将体系的基本要素同体系本身等同起来了。
按照同样理由——缺乏基本性——也不能同意把社会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等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
来考察的这个建议。
社会生活的“细胞”
问题不是简单地寻找社会现象的抽象的普遍表现的问题,而是具体地描述社会体系客观上不可继续划分的单位的问题。
这个单位既不可能是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是人的行动。
行动是人们的活生生的直接活动的最简单的要素,必须以主体、客体、目的和手段等为前提。
我们认为,社会体系客观上不能继续划分的单位只能产生于这样的场合,这时活动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11],也即人们的活动具有具体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
,这一发现的科学意义已不需要加以证明。
然而,研究者们只注意于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上暂时的商品形式,而对于具体的活动本身——这种活动不一定全都是商品——迄今尚未予以充分的评价,而这种活动却对人类历史的一切阶段都具有具体的、普遍的、广泛的意义。
例如,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进程中,像直接的社会性质的这样的活动的规定性,正在确定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人类活动的具体结果乃是社会生活的唯一特殊的“细胞”
。
作为社会体系客观上不可继续划分的单位,这个“细胞”
是同运动的社会形式的物质基质不可分割的。
通过人类的具体活动,这里以独特的、客观化的形式既体现为活动着的个人,也体现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的一切。
[12]从研究角度来看,社会生活“细胞”
的发现确立了社会认识从具体到抽象的运动的总路线。
人类所创造的实物世界,以实物和能源的形式,以驾驭大自然的武器和管理社会过程的手段的形式,以符号体系的表达者和感性上可感知的形象的形式包含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中。
一切社会联系(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社会个体本身(社会个体是社会的“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
[13])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同实物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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