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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
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
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7]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8]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
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
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
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之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
至于后一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
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恩格斯把叔本华的哲学归结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沉颓废情绪在哲学上的反映，是“迎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
[9]。
后来忠实于恩格斯观点的梅林对这种评价做了较为具体的解释和发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证据如此可怜，资产阶级在尚有一丝勇气的时候，从来对它讥笑不已。
但当资产阶级在50年代中挨了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一顿痛揍而感到头痛的时候，这种悲观主义对它就非常适合了。”
[10]这里的批判同样只是一种从当时工人运动出发做出的政治批判。
至于叔本华对黑格尔等传统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活动中现实具有的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则被完全忽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都是密切关注的。
但从他们参与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他们观察这些哲学的着眼点就是它们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的理论做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就是因为杜林当时在“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
的装扮下，抛出了一个对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可能造成极大损害的体系，才促使恩格斯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而给予回驳。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主要原因是朗格直接卷入了工人运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主要是朗格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而较少涉及其哲学理论的某些具体方面。
至于一些不直接被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或不对后者直接产生损害的哲学流派，他们大都未去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未去做系统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大都较为笼统，或者只涉及其中的个别观点。
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大都是，至少主要是政治批判。
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采取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特别是与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分析是一致的。
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像他们当时分析的那样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那他们对西方哲学等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怎么可能采取肯定的态度呢！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是具体的历史发展时代等的局限性使他们当时不可能掌握充分的材料对这个“灭亡”
和“胜利”
的复杂进程和途径做出具体和准确的判断。
19世纪中期以后各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所进行的各种改革部分具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法德等国继英国之后所进行的产业革命更是大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余地。
这些都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的预见。
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晚年已有所察觉并做出了相当明确的揭示。
这些上面已经谈到。
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之继续具有发展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并不必然都是逆历史的潮流，而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它们并不必然都是脱离现实发展的哲学，并不必然都是纯粹否定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需要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一样，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为了挽救处于危机和困境中的资本主义，也需要在哲学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也就是对处于危机和困境中的西方近代哲学加以改造，使之合乎新的现实环境发展的要求。
这种改造从理论内容来说，当然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在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
因为这种改造的目标并不是发展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局限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使西方哲学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摆脱危机和困境。
这种哲学改造的目标决定了西方哲学家不可能只是简单地恢复或者改进传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就是要建立某种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新哲学，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要求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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