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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哲学领域明显地处于萧条、冷落和凋零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并不能笼统地说，就是西方哲学的没落，更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是转型期往往难以避免的暂时的沉寂。
因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来说，都需要有人们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比较。
在这段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已失去影响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内，人们对哲学显得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谈怪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变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就在这段冷落、动摇和混乱的时期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一些哲学家在酝酿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了。
尚在19世纪上半期，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还占统治地位时，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为最突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就已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
他们大都接受并发挥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限制理论理性为道德自由留下地盘的思想，主张哲学应当超越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独断倾向，突破以二元分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而转向人的本真的存在，由此重新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
他们认为，以往哲学（无论是经验派或理性派）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真正存在；为了揭示后者，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与人相关的事物本身的研究，而这需要越出理性（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界限，转向非理性的直觉。
他们要求超越理性派思想家对普遍的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主张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
这也就是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的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思潮，即所谓“人本主义”
或者说“非理性主义”
思潮。
以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密尔（又译穆勒）和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则着重批判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们由此既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也反对17—18世纪那种企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唯物主义，认为它们都把哲学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的思辨形而上学，而后者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他们由此否定哲学对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究，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
他们大体上继承了以休谟派经验主义的传统，但不满意休谟的怀疑论，更不满意旧的经验论由于缺乏实证自然科学根据而带有的思辨性。
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
思潮。
由于这些哲学家企图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概括出的实证方法绝对化，将其推及社会及道德、宗教等精神生活领域，并由此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哲学体系，从而在反对形而上学时又从另一方面构建了形而上学。
总之，尽管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40年代以前，欧洲哲学领域的状况相当混乱，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的以理性独断和主客心物二分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德国尚如此）。
上面所说的两股哲学思潮（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尚未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充分注意，未成为具有强大影响的哲学学派。
但它们的出现却已无可逆转地预示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的来临。
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和认识发展的状况以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各以其特有的方式对那里的哲学发展状况发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否定，这意味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一步受到批判。
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德国哲学中，继承叔本华传统的尼采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并公开要求排除一切实体性的存在，排除一切以构建体系为特征的形而上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和法国的一些所谓生命哲学家也各以其独特的形式发展了这种思潮。
又如，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奥等国的马赫主义以及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倾向，但又企图克服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在反近代形而上学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这期间，在西方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流派，其中也有不少流派在理论上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它们与一些古典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或宗教哲学流派关系密切，往往是由后者脱胎而出的。
例如，脱胎于康德哲学的新康德主义，按照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发展倾向重新解释黑格尔的新黑格尔主义，在新的形势下论证天主教的新托马斯主义以及各种类型的基督教哲学。
由于这些哲学流派与上述“人本主义”
和“科学主义”
思潮有所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把它们当作上述两种思潮以外的第三种思潮，即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思潮。
但即使这些流派也仍与传统哲学有着重要区别，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超越后者的倾向，倒反而在不同程度上与上述两种思潮有较密切联系，甚至也可以列入后者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中期以来“人本主义”
和“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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