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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Ⅶ、Ⅹ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革命》，16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7]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3册《社会主义论战》，172页，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年编印。
[8]胡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30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9]《孙中山全集》第2卷，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黄兴集》，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参见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298—30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5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2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5]《李大钊文集》第2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至于毛泽东文章所据的《联共党史》中“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社会主义的开始”
说法，即便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据新近考证，是“阿芙乐尔”
号巡洋舰与彼得—保罗要塞一起发炮，但“阿芙乐尔”
号由于舰上没有炮弹，只是发了空炮），也不影响毛泽东的这一略带文学性说法的历史意义。
有关考证文章见高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自何方？——“阿芙乐尔”
号按约定先放空炮》，载《百年潮》，2008（2）。
[18]梁启超：《论学日本书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据统计，1896—1927年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近8万人。
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185—18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0]参见周纵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2—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1]参见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235—305页，成都，巴蜀书社，1994；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16—4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2]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39—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8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涉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的作用。
对此应有一个适当的估计，而不宜固执于某一方面。
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
但如此一来，就无法回答石川祯浩的质疑：如果按照东亚各国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发展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日本在先、中国在后，朝鲜更在其次，而为何实际上却恰好相反，是朝鲜在先，中国在后，日本更在其次？但如果不固执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而是从国家身处危亡境地而寻求救国之道的迫切程度来看，则肯定是朝鲜、中国在先，从而石川祯浩的质疑也就失去了效力。
进而，他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的质疑，也就失去了大半效力。
有关石川祯浩的质疑以及对其质疑的回应和讨论，可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17—2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载《百年潮》，2006（6）；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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