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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
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
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
后来，“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
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
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
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
。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
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
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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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这些话，有论者认为纯属自谦之言，但问题恐怕没有如此简单。
其中无疑有自谦的成分，但却不能仅仅归结为自谦。
笔者以为，上引几段话和整篇著作，所传达的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表明了尽管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相当有限，但由于客观上的需要，以及各种机缘凑巧，使得他担当了这样一种历史重任；另一是对自己对于党内教条主义泛滥所应承担责任的检讨，认为这些正是自己首先把苏联的那些理论“一知半解”
地搬了过来所造成的后果。
冯契先生对此评论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着曲折的历程：在克服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之后，又面临着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瞿秋白作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他期望在开辟人类新文化的道路上‘实现自我的个性’。
他用历史决定论为人类将由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信念作了论证，并着重批判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非决定论以及‘轻视理论’的错误。
但他后来发现：理论成了教条，并在摧残个性。
他为这种悲剧性的后果感到很痛苦，而这正说明，他已多少意识到了他的历史决定论是包含有某种片面性的。”
冯契先生的看法是入木三分的。
他还接着进一步评论道：“不过，不但瞿秋白未能在他生前纠正这种理论偏颇，而且，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乃至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一再造成危害，并严重地压抑个性自由，阻碍个性发展，都同带机械论性质的历史决定论与带宿命论倾向的个人是历史工具的理论有关。
这里包含有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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