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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构造一种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便必须不考虑理论创造过程中的那些探索的曲折经历，而径直从事后的观点，甚至目的论的方式重构这一理论。
而要能一致地重构一种理论，便必须选择一个逻辑原点，作为全部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要能够通观或透视全部理论命题，即要能够从这一理论的逻辑原点推导出全部命题。
显然，体系化的理论与高度组织化、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可有一比。
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指挥统一，令行禁止，因而就富有战斗力，即能够最有效地击败对手，而非未经训练的缺乏统一指挥的散兵游勇可比。
同样，一种体系化的理论，因为其内部的一致性，所以能够最有效地赢得人心。
因为这种内在一致性，一当承认了前提，也就不能不承认其结论，从而也就能够最有效地在论战中驳倒对手，甚至降服对手，使之归顺。
在这方面，体系化的理论便非那些尚处于创立初期的显得散乱的理论所能比拟。
因此，一当十月革命胜利激发中国人效法俄国，从而使得曾使得俄国人获胜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诸多竞争性学说中胜出时，增强马克思主义战斗性的任务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到这一点，随后发生的几次哲学论战推动了人们将其理论体系化，以增强其战斗力。
在这当中，瞿秋白或是由于种种机缘凑巧，如早年有改造社会之理想，参加过五四运动，较早修习俄语，又获得赴俄采访之机会，刚好在俄国学习了苏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成为了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先行者。
但对于李达来说，恐怕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选择了。
李达的前后两部主要著作《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学大纲》之间的重大不同，便说明了问题。
这种不同便不能说是机缘凑巧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而只能是李达的自觉选择。
但无论如何，瞿秋白和李达的体系化努力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需要，从而也就构成了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范本。
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来考察体系化一事，便不能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对待之。
由于种种原因，苏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如此。
事实如此，并不等于必然如此。
因此，对于这一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结果，既不能无条件地予以辩护，也不能全然予以否定，而是要予以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反思。
但在学界，显然存在着两种简单化的评价。
一种评价是对此一体系化全然肯定，如多部有关著作提到此事，皆视之为“发展”
。
认为早期只传播唯物史观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而现时补上辩证唯物主义便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
另一种简单做法则相反，如对李达早期著作《现代社会学》予以较高评价，而对《社会学大纲》，则与一般评价相反，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上的倒退。
显然，这两种评价观点是过于简单了。
体系化的必要性，如前所述，是没有疑问的。
但体系化是否要有一个限度，人们并未认真考虑。
体系化意味着从理论内部整顿理论，使之首尾一贯，整齐有序，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理论此时只关注自己的内部，而舍弃了对新鲜经验的吸纳，从而便可能造成对于理论发展之负面影响，使之僵化，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从苏联的经验看，体系化又是往往与政治的集中化相关联的。
苏联的哲学体系化，事实上主要并不是为了战胜外部的理论竞争对手，而是往往针对内部的不同意见，这又与政治上在内部排斥异己相关联。
这样，理论上的体系化变成了政治上统一思想的手段。
这样一来，两个方面之间的关联便有互相加强之势。
一方面，理论的体系化加强了政治集中；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集中化加强了体系化理论之僵化趋势。
因此，对体系化必须从不同方面予以考察，既要理解其必要性，又须清醒地认识其负面作用，并进而考虑其必要性之合理的限度。
或许，我们看看当事人之一瞿秋白自己事后的省思，可能会更有教益一些。
瞿秋白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颇有争议的《多余的话》，其中有一部分是回顾自己理论方面的工作。
他坦承，虽然起初对于马克思主义不甚理解，“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而且，“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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