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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只是为哲学上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和提出了要求，但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不等于现实性。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经历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但却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哲学。
显然，哲学上的巨大创新还需要其他条件，才能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这其他条件是什么呢？任何人类创造要获得成功的条件，一般而言，无非就是主客观两个方面。
如果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则具有决定意义的便是主观方面的条件。
对于哲学创造而言，社会生活的巨变无疑是其客观条件。
既然中国社会生活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巨变是无可置疑的，那么，便可以说，其他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便是主观方面的。
而所谓主观条件从根本上说无非就是哲学家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活动。
但这样的说法太过笼统，没有包含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有无数饱学之士投身到思想创造之中，且已经创造出了一系列哲学成果，只是这些创造成果还远不能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变相匹配。
因而，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具体而言，到底是什么主观因素制约着中国哲学家们的成功创造。
为了使问题更清楚，我们试以近代西方为例来看哲学家们是如何实现与其现实生活相匹配的哲学创造的。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生活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生活的变化首先无疑是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即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直接的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
与这一转变相匹配，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一种基于等级制的封建或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政治。
相应地，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近代哲学从笛卡儿以来的革命性转变。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商品生产与近代哲学的内在关联，进行了颇具创造性的阐发。
在他看来，“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
[12]。
正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生产表现出一种与古代不同的物化现象，这种物化现象表现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便是物化意识，而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不过就是这种物化意识的集中体现而已。
但哲学并非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现。
任何真正的哲学，必定要以某种方式表达现实生活，但这种表达一般而言，又往往要通过种种中介环节。
在西方，由于其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中介便主要的是作为理性之集中体现的科学。
商品生产的物化现象所造成的物化意识，无疑遍及于一切意识领域，但在科学领域，有特别清楚的体现，这对于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型塑作用。
近代科学意识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首先就是对于世界的机械必然性的意识，即机械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
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的目的论截然相反，“在笛卡儿看来，物质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微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
，“笛卡儿排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结果就把因果关系普泛化了”
[13]。
这一对目的因的拒斥，对机械因果关系普泛化的结果，便是任何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据能够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原理来进行。
因果观念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念的形成。
据此，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理的事物，便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而凡是不能以之处理的，便只能被打发到主观的、缺乏真实性的第二性质的领域中去。
于是，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念中，便最终达到了“笛卡儿那著名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延展的巨大机器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没有广延的思想灵魂构成的世界”
[14]。
但这样一来，近代科学意识便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犹如一架数学机器，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拥有意识、目的、情感等。
在古代和中世纪那里尚还模糊的人的能动作用与超越于人的力量作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被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出来。
现在，如果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实体中的每一个都绝对独立于另一个而存在，那么具有广延的事物的运动是如何产生没有广延的感觉的呢？没有广延的心灵的思想或范畴怎么可能对物体实体有效呢？没有广延的东西怎么能够知道一个具有广延的宇宙，又怎么在这个宇宙中达到其目的呢？”
[15]“第一性质”
与“第二性质”
的截然区分，导致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截然区分与对立，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被彻底割断，同时也体现着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断裂，尤其是近代科学思想与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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