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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科学意识的冲击下，一方面，传统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这种改变从可能性上说并不是无限制的。
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生存，在精神文化领域尤其不可能。
同时，人也是一种统一性的存在，他不可能在一种处于巨大分裂的意识中生存。
为了人能够正常的生存，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对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
近代哲学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把握住这种对立，并进而探讨克服、调和或者至少弱化这一对立的方式。
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对立，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在其哲学中予以表达，进而加以解决。
但在起初，哲学家们并未能充分表达出这种对立，而是往往以某种方式模糊了这种对立，也就谈不到解决了。
近代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了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这一对立的关键性人物。
他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都是试图把握住近代科学所造成的这一对立，并以某种方式将其在理论上予以解决。
显然，要重建统一性，只有首先把握住近代精神中的这一巨大对立才有可能。
而这，便是近代西方精神文化的实情。
就此而言，只有康德最为深切地抓住了近代精神文化的实情。
只有在康德哲学所揭示的近代精神深刻对立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去以某种方式克服这一对立。
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席勒、谢林，特别是黑格尔，都是在康德所奠定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解决方案的。
无论黑格尔如何批判康德，他对康德的奠基性贡献始终是肯定的。
没有康德的奠基性工作，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后续工作便没有可能进行。
比照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与哲学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社会在近代所遇到的问题大致上是相同的。
唯一不同的是社会生活的巨变在西方是内在地发生的，而在中国则是从外部引发的。
这导致在西方只是古今之争的问题，在中国则变成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绞缠。
但无论如何，中国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与之类似的，那就是把握住和揭示出这一对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性来。
哲学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象征性解决。
因此，这种象征性解决是否有效，是否成功，首要的关键便在于对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把握。
如果哲学思想如其所是地把握住了现实问题，那就为解决问题奠定了一个前提；而如果哲学思维未能把握住真实问题，那就根本谈不上真实地解决问题。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把握住这一对立，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要错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错失复兴中国哲学之机遇。
那么，何谓把握住现实问题呢？难道鸦片战争时期的人们不就已经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吗？难道百多年来中国的哲学家们不都是围绕着社会生活的巨变在思考问题吗？不错，这些都是真实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是否思考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在于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巨变的根本意蕴，并将之表达于哲学思想之中。
面对“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人们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过程。
人们曾经把对于西方的认识总结为从对器物文明的“船坚炮利”
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
但这样的认识是否就已经达到了对于现实问题的真实把握，还值得再思考。
仔细反思这一思想总结，一个隐含的前提仍然是如何建成如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国家社会。
这里所隐含的思路仍然是，无论政治文明也罢，精神文明也罢，都是服务于现代化的。
现代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一位学者说过，只要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其他国家就别无选择，哪怕是为了自保，也必须实现现代化。
但问题是现代化并非人类生活的全部。
人类生活是一个整体，包含着诸多方面，除过经济的和政治的之外，还有精神文化的生活。
精神文化常常被人们视为经济政治生活的副现象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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