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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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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不再能被说成是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体系了。
这不仅是像拉克劳、莫菲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主张，而且实际上也是相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
例如，辛德斯和赫斯特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就得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决定论，尤其不是经济决定论”
的结论。
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非目的论的历史理论，按照这种理论，除了在现实进程和非预先给定的进程的结合中进行创造外，历史没有任何的必然性”
[76]。
我们看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到声称历史没有任何必然性的后马克思主义，其间的理论跨度是何等之大！
五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中会产生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论呢？难道马克思的思想之中果真包含着两种相反的逻辑吗？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最简单回答是两个极端：一者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两种逻辑；一者则否认之，或者变相地否认之，即认为如果以辩证方式对待这一问题的话，就不存在两种逻辑的问题。
前一种回答为相当多的马克思批评者所持有，其中最著名者当为波普尔。
波普尔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所持的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并对之大加挞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要求人们必须在行动中证明自身，这是特别明显。
这种态度——它可以被描述为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中得到最明显的阐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但同时他又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强烈的‘行动主义’倾向受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抑制。”
[77]
雷蒙·阿隆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表述上的二元性，而马克思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试图调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做出客体化诠释，和从阶级斗争出发来诠释历史的发展演进，两者间如何协调，这是一个问题”
[78]。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亦有不少论者持有波普尔那样的看法。
如霍耐特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便一方面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决定功利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则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提供的是一种‘表现主义’模式”
，而“马克思本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经济学著作的功利主义途径与历史研究的表现主义途径系统地联系起来，尽管这两种模式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发生了冲撞。
经济决定的利益冲突，与根据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所作出的对全部冲突的相对主义解释，比肩而立，而且没有任何中介”
[79]。
至于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那里，更是对马克思理论中这种双重逻辑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示和批判。
如果说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和莫菲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来论证其后马克思主义的，而在稍后一些时间出版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拉克劳则侧重于从哲学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矛盾和决定论进行批判，特别是致力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那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之间理论矛盾的批判分析。
[80]他写道：“这两种解释在逻辑上是如何关联的呢——一方面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采取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对抗这种简单的形式）？”
他还特别强调：“应该看到两大矛盾的结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中存在着矛盾：在生产关系的特殊体系中，超过一定点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它迟早会导致该系统机制的崩溃……但这是一对没有对抗的矛盾。
对一个经济体系来说，无限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并非必然意味着它的崩溃就必须采取集团之间对抗的形式。”
[81]由于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拉克劳就在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致力于发展一种抛弃了本质主义的“偶然性、权威、政治优先性和历史性”
社会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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