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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更多的是后一种回答，即否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两种逻辑。
简单的否认或对这一问题的无视，大量地出现在一般性教科书和论著中，无须再论。
而较为复杂的否认则往往以某种辩证论的方式出现。
这种辩证论方式，前述卢卡奇的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辩证法当可视为一范例。
但这种哲学思辨过于玄虚，如何将之纳入较为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之中，仍是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科兹在论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对于法国调节学派与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评论，当更能说明问题。
他写道：“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产生以来，就在下述两个方面包含着内在矛盾：结构性分析和对阶级斗争的分析。
有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将它视为一种教条化的结构性理论，按照这种解释，人的行为完全是由机械的结构性力量的结果所决定的。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歪曲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上看作一种关于阶级斗争的自发性理论。
阶级行动、阶级组织以及领袖，主宰着结构发展的过程。
本文所讨论的这两个学派（指法国的调节学派和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引者）不能划归这两种解释，但调节学派更倾向于前者，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更倾向于后者。”
而以科兹之见，“任何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历史是两组力量互动的产物。
在长期内，结构性的力量更为强大，阶级斗争也趋向于反映这样的结构性力量。
在短期内，阶级行动可能是决定性的。
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作为关于中期的理论，在两者所涉及的时间框架中，结构性理论和阶级冲突都起着重要作用。
调节理论对于积累过程中的阶级冲突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注意不够，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于结构性力量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作为中期分析，一个过于结构主义，而另一个则过于强调自发性。
两派如果能有更多交流，彼此向对方的立场靠拢一些，对双方都有益处”
[82]。
但如何“靠拢”
，科兹虽然并未展开讨论，但其意思还是明白的，那就是要避免教条化的歪曲理解，而以某种辩证方式将两端结合起来。
这里还应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创新。
在源自斯大林体系的教科书中，决定论与人的能动性的矛盾就已隐然存在，只是那个时候人们只顾着忙于论证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未把人的能动性之有无当作一个问题。
但即便如此，在其论证之中也显示出了内含矛盾的一些征兆。
特别是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之时，往往于无意之中暴露出了问题。
而20世纪80年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则给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体系的新思路。
与教科书体系中的实体性哲学不同，主体性哲学中人们不再回避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但一般情况下往往只是简单地肯定主体的能动作用，肯定主体既有受动性，亦有能动性，至于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则或者是二者并置，或者最终偏于主体性或客体性一极。
但在主体性哲学讨论中引入的可能性空间理论，则使得对于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在理论层次上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而这一创新当是主体性哲学讨论深入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与实体性哲学把历史看作为人之外的存在物不同，主体性哲学的根本之点是将历史看作为人的活动本身，为人的创造之物。
既然一方面历史是人所创造的；而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按照唯物主义又不能是不受制约的，那么，一种合理的解决方式便是不再将历史规律看成为一种绝对的决定了一切细节的东西，而是视作为一种对于人的活动空间的限定作用。
这样，所谓规律，便只是一种限定，即界限出一个事件的可能性空间，将此空间之外的事件的存在归于不可能，而在此可能性空间内，则原则上为人的自由活动空间，人类主体可在其中选择某一可能性并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之成为现实存在。
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描述，比较精细一点的描述是在首先规定既定的生产力水平所限定的最为抽象的可能性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主体的自由选择空间从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逐层面作出具体化的规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关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活动关系的可能性空间理论，是主体性哲学在此问题上最好、最有创意的理论了。
缘此之故，这一理论一经引入理论界，便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一时间借用此一理论讨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活动关系，便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还有人借助这一理论框架构造起了历史哲学的体系。
然而，尽管可能性空间理论是主体性哲学视野中关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上最为合理的理论了，但此一理论仍不可避免地有着主体性哲学的严重缺陷。
这一理论把规律视为一种可能性空间，看似将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合理地结合了起来，但只要进一步追问便会发现，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仍有重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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