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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霸权”
，以推进激进民主战略。
因此，对此类质疑必须予以明确的回答。
由于今人一般不会像古人那般质疑现实生活世界的意义，所以这一问题无须再行讨论，而只须考察今人的质疑，即决定论的理论有何意义。
这一质疑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决定论的理论于实践有何意义，或其有何实践用途，以及这种决定论的理论如何能够介入非决定的实践而不自相矛盾。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其一，决定论的理论之工具性用途。
如前所述，理论既然根源于工具性活动，那么，其最为直接的用途便是一种工具性使用。
这一点当以科学理论为典范。
科学理论对人类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是如此的明显，以致毋庸多言。
而科学之工具性特征正在于，“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
。
这种“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
，显然正是工具性劳动方式的一种在观念中的自然延伸。
这种工具性用途当然并不限于对自然世界的改变作用，而且也是普遍存在于对于社会世界的改变过程之中的。
特别是自近代以来，这种借助理论设计社会结构并加以实行的方式，更是普遍化了。
一种有效的理论，必定是把握住了某种实质性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因而，借助这种把握，人们在实践中当能抓住问题之关键，并能借助这种理论而达成诸行动者认识的一致，从而更有效地从事实践。
这种经由理论构造蓝图的中介而行动的好处，正如葛兰西所说的：“人们可以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符合相一致，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全部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一致、更为有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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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使他人接受一种理论，从而达到一致地行动的效果，就必须对这一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论证，且能够证明这种理论具有对于现实世界的某种“适用性”
，而一种最为有效的论证便是建立起所论对象之某种必然性。
这是理论活动的不可避免方式，即便是反本质主义之决定论的后马克思主义也不能避免。
拉克劳等极力反对本质主义的决定论而力主世界的偶然性，但其论证方式却与他所否弃的本质主义并无二致。
这一点是颇有些反讽的意味的。
若仔细考察此类著作，虽然作者们在理论的结论层面上致力于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理论，但却又不难发现他们正在以一种决定论的方式致力于论证。
即便是在具体结论层面上，他们也往往很难与传统理论划清界限。
一个例证便是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拉克劳与穆芙（即莫菲）的理论方法不完全是解构方法的运用，而是辩证法与解构方法的交互运用。
也就是说，拉克劳与穆芙只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结构方法来强调辩证不能在封闭的体系里进行，并且以解构方法来说明异己并非源自于认同，而是与认同处于外在的二元对立辩证，在这之后，拉克劳与穆芙则重新引进辩证法，阐述社会结构如何建构及革命主体的产生原因，最后又预设了人类社会在历经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反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对抗之后，必然走向激进与多元民主政治的结局。
因此……拉克劳与穆芙是以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以解构马克思主义，而以辩证法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这即是拉克劳与穆芙的理论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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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决定论的理论之破坏对立信念或理想用途。
此作用可视之为上一作用之推论。
决定论的理论既然具有正面论证社会理想之作用，那么，它也必然就会同时具有通过批判破坏对立信念和社会理想的作用。
例如，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言说，便是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否定，从而是对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论证和对于信奉社会主义理想之信念的破坏。
因此之故，社会主义理论家便不能不对之进行反批判以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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