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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当正是此之谓也。
因此，从行动者的“事前”
的眼光来看事情，世界便只能是处于一种非决定的、非确定的、偶然的状态之中。
而且，这种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作为必然性之表现的偶然性，或作为深层规律之表现的表层现象，而是直接的、单纯的意义上的偶然性、不确定性。
所以，在存在论或本体论上，基于行动者立场，我们也必须假定或“承诺”
世界的某种不确定性、偶然性。
但如果科学能够被还原于生活世界或此在在世的领会，则其何以具有那种与生活世界不同的引人注目的客观必然性，哪怕只是有限的客观必然性，就难于理解了。
尽管这一第二性的旁观者的理论世界的存在，站在人的有限性立场上，虽然可以归结为行动者的生活世界或实践世界，但却是不能如此直接还原到实践世界中去的。
所谓“归结”
，只是单向地说理论世界起源于、脱胎于、生长于生活世界；而所谓“还原”
，则更进一步试图建构起一种直接关系。
就此而言，这种归结方式是过于直接了，它只是说明了科学的起源，而不能说明科学何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何以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
其所以如此，在于这种还原忽略了科学起源于生活世界的特殊中介，即马克思给予极大重视的工具性生产劳动。
在此问题上，葛兰西强调市场的自动性之作用，虽然颇为深刻，但忽略工具性活动的一般抽象作用，不免仍有其片面之处。
但正是在工具性劳动的基础上，理论活动才可能发展起来。
其道理在于，“一个有效的、能达于目的的工具或工具体系，是单义地指向特定目的的工具，或一义性的工具。
这种一义性即是一种活动的确定性，即从手段引导出目的的确定性”
，而“理论活动作为工具性技术活动的象征性表达，是通过将物质性工具代之以语言符号而实现的”
[107]。
这一点，在近代科学的因果观念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
这就是伯特所指出的：近代机械论因果观念与古代目的论因果观念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
[108]。
这种“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
，显然正是工具性劳动方式的一种在观念中的自然延伸，一种“观念中的构造物”
。
正是基于工具性劳动中所特有的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控制的因果关系，人们才进而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世界中的因果关系。
“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
[109]换言之，基于工具性劳动的因果关系，构成了科学活动之对象世界的必然条件，亦即先验条件或先验原理。
这样，科学虽然源于生活，但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生活，这正如丝绸源于蚕，但我们却无法把丝绸还原为蚕一样。
而既然人的这种双重的本质性特征无法归结为一，那么一种合理的方式便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性存在，并进而弄清楚两个方面是如何共存于人之一身的，以及其间是否有关联，若有，又是如何关联的。
九
但若只是说明了旁观者的理论世界的决定论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的能动论之能并存而不自相矛盾，人们还会提出疑问，如果决定论的理论与能动论的实践分属两个世界，则这样一个双重世界的存在有何意义？又何不只留其中之一而抛弃另一呢？古代人可能会质疑现实生活世界的意义，而今人则可能会质疑理论世界的意义，即会质疑构造这样一个脱离实践的理论世界之意义。
在今人这里，事情甚至还不止于此。
如在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理论不仅于社会主义实践无用，而且往往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害。
其之不遗余力地破除本质主义或历史决定论，正是为了将人们从本质主义的决定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通过非本质主义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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