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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永恒的东西”
；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
[38]。
对于永恒的东西而言，个别的、特殊的经验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可变事物而言，则情况大不相同。
正是这种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以永恒的东西为对象的理论智慧与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智慧的根本性不同。
因而，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于普遍的，它必须能够认识特殊的，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情有关的。
“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
因为明智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
[39]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
亚里士多德举例说，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成为智慧者，但却不能成为有实践智慧者，因为实践智慧是对特殊事物的，这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练，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
[40]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不仅与之相似，甚至更为强烈。
毛泽东对于特殊的东西的强调，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严厉批判，是众所周知的。
在《矛盾论》中，他批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
并特别地强调特殊性的根基地位：“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
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
[41]结论是：“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42]像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一样，毛泽东对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方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这种理论倾向的相同性表明，实践哲学对于普遍与特殊这一对立的两方面，有着与理论哲学根本不同的态度。
在理论中，普遍性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理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所谓解释世界，无非就是将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归之于某一些普遍的原理，而理论的最高理想是用一个理论体系解释一切。
而实践则不同，实践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即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而事物总是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的，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个的人，而并不存在一般的人或人本身，因而，实践便不能不首先关注于个别的事物。
至于一般性的原理，在实践中只有当其能够被具体化为可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下，才会受到重视。
可以说，在理论中，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构成出发点，个别事物只有在能确证普遍原理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而在实践中则相反，个别的东西构成了基础，构成了出发点，普遍的东西只有能进入个别的东西之中，构成改变世界之一必要环节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
对于个别事物的关注，是实践哲学的共同特征，而对于个别事物的具体把握，则是实践智慧之根本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正是一种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握住其中恰如其分的“中道”
，合于正确的逻各斯的品质和能力。
对于人类而言，要改变事物或创制事物，便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关于被实践或被创制的事物是如何被构成的观念，即必然首先要在思想中将预期的作为目的的事物设想出来。
而这种设想无非就是将诸有关理念结合起来，使之在思想中构成一个合乎目的的新的事物，并进而以之推动行动。
因此，在实践中，将诸有关理念在思想中先行结合起来，构成一种行动的逻各斯，便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只在于如何进行这种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提出一个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德性表，并对在这些不同的生活方面如何达到理想的品德或善进行十分详尽的讨论。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对如何把握个别事物的具体性提出了一个远为复杂的方法论系统。
[43]他在简单地对矛盾的普遍性进行了阐述之后，用了大得多的篇幅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发展不同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每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矛盾的不同方面的特殊性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
[44]在这些分析之后，毛泽东还特别地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中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进行了阐述。
[45]通过这些分析，毛泽东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把握个别事物之具体性的方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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