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棍子文学网】地址：https://www.exowx.net
这一方法虽然并不能当作一种现成的东西去套用，但却也有着相当的可操作性，甚至可视为一种实践方法论程序。
如果人们能在实践中注意到事物上述诸多方面的矛盾特殊性，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于事物的具体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事物的具体设想。
不难看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的把握具体事物的方法论比之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的经验性方法，要更多一些普遍性色彩。
这其中的缘由，当在于亚里士多德把理论与实践（和创制）截然二分，认为唯有对不变的普遍必然的东西才能有普遍性的知识，而实践的对象既然是可变的，便只能进行一种经验性的分析。
毛泽东则认为普遍的东西寓于可变的个别事物之中，故其矛盾特殊性质分析方法便能够具有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不同于理论智慧的静观性，实践智慧是指向好的行动的，因此对于具体事物特殊性的把握并非只是要静观这些特殊性，而是要达到善的目的或成功的目标。
这就进一步有一个如何正确地行动的方法问题。
对此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善是一种适度，一种中庸之道，因而，在各种情况下，善的行为就是过与不及之间的一个适度之点。
这里，中庸决非折衷、平庸，而是恰如其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行动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抓住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同时兼顾次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
这是说，一方面，“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并且善于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并非固定的，而是经常的互相转化的，所以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方面。
“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46]而如果进行了这种研究，那就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亦即成就好的行为或成功的行动。
3.《矛盾论》的存在论预设
前面我们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比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讨论了毛泽东《矛盾论》中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但任何方法论都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论，而是必然要预设一种存在论，或者借用奎因的话说，就是必然要有一种存在论承诺。
深入考察《矛盾论》中的存在论预设或存在论承诺，将能进一步展现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践哲学特质。
一般而言，任何一种哲学都必然有一种或显明或隐含的存在论，而如果我们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种基本理路，那么，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哲学类型的存在论必然也是全然不同的。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对象与实践对象、创制对象的划分，就已经指明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所预设的存在论的根本不同。
我们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
，即“永恒的东西”
；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
[47]。
这一区分极为重要，它事实上规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论类型：一类视真实的存在为“出于必然而无条件”
的“永恒的东西”
，而另一类则是视真实的东西为可变的东西。
当然，这两类存在论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发明，而是在其先的希腊哲学中就有人主张过。
“出于必然而无条件”
的东西，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和柏拉图所主张的，而自然哲学家们，特别是赫拉克利特，则主张真实的存在为流变的事物。
但亚里士多德的独到之处是把这两类存在与人的两类不同的理性和活动联系了起来。
人的理性于是“也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不变本原的存在物，另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可变本原的存在物”
[48]。
前者的活动为理论，后者的活动为实践或创制。
对于理论或科学而言，其对象必定是必然的、普遍的、永恒的，“凡是出于必然的东西，当然能被科学地认识”
[49]。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