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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这种不同的起源方式或实践原型，既决定了两种思维方式后来各自发展的道路，也决定了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优长之处。
西方思维方式的实践原型既然是手工业制作这种“无机性”
地“构造”
产品的生产方式，那么，其优长之处自然就在于以理性方式特别是以数学为工具对于事物之分析与重构。
这是西方在科学方面率先取得成功，并以之改造自然获得财富的思想方式基础。
而中国思维方式的实践原型既然是农牧业这种主要是“有机性”
地顺应自然以获取自身生存的生产方式，那么，其优长之处自然就在于对于事物之整体性的把握。
这种整体性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医学、兵学一类“象科学”
。
毛泽东哲学之中丰厚的中国传统元素，这是其在战争年代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础。
这种成功表明了中国传统“象思维”
辩证法对于把握战争、政治一类的复杂多变事物的巨大有效性。
但中国传统的“象思维”
方式对于西方的基于其概念思维方式的科学具有某种不兼容性。
这一点导致毛泽东未能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近代科学所造成的科学的理论活动对于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在认识论上过多地看重直接经验，这当是其在后来社会建设时期发生重大失误的思想根源。
这也就是说，概念辩证法更适合于把握比较稳定的整体性事物，而象辩证法则更适合于把握那些较多流变性的整体性事物。
例如，马克思运用概念辩证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极其深刻而全面的分析，为世人留下了《资本论》这一巨著。
而毛泽东则运用象辩证法在分析中国抗日战争进程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为世人留下了《论持久战》这一战争论名篇。
但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事情被颠倒过来，即用概念辩证法去把握瞬息万变的战争，而用象辩证法去分析具有稳定运行机制的经济过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最后，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以及两种辩证法各自的优长之处，十分自然地诱导人们试图将二者综合起来，以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方式将其构成一个兼具两种优长的思维方式以及辩证法体系。
这种想法虽然十分自然，且十分诱人，但我们却必须克制自己的冲动，不受这种**。
这是因为，这种一网打尽式的宏大设想并不能真正实现中西思维方式的融合，倒很有可能妨碍了真正的吸纳。
在中西文化冲撞一个多世纪以来，事实上，虽然一方面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的概念思维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进入到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自己的传统的思维方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互相反对着的，虽然不能说二者就不可能融为一体，但至少是极其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若急于求成，在缺乏实践原型支撑的条件下强行在理论上构造综合的体系，则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以偏概全的幻象之中。
时至今日，一方面，中国人已无可能保持纯粹的传统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没有可能和必要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彻底“西化”
。
这种中西思维方式并存的状况，可能是国人不得不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所面对的。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一种康德式的选择，即将我们的生活世界加以划分，在不同领域中主要地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以某种思维方式为基础，吸纳他种思维方式的某些因素，可能是一种最为明智的选择。
当然，除此之外，像康德那样，在将理性作了纯粹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划分之后，再在审美领域中寻求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机制，亦是有意义的。
但人们在寻求这种统一之时，一定不能忘记这种统一只具有一种调节性意义，而并不具有构成性作用。
而对于黑格尔一网打尽式的综合性辩证法体系，如果人们能将其视为只具有调节性意义的东西，则这种复杂的思维操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就有益无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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