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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存在着逻辑上的张力的。
但这一问题又并非简单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体现着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两种辩证法之间的张力。
而在中西文化激**的前提下，这一张力不仅不可能以简单的方式消除，而且还可能长期伴随着我们。
3.如何评价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对于毛泽东辩证法中所包含的丰厚的中国传统元素这一事实及其意义，亦须予以重新评价。
首先，中国传统思想方式与西方外来思想方式的并存已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无论处于何种类型的社会，如果两种哲学同时共存并发生碰撞，那么就必定会产生对话和融合。
对于中西哲学的融合问题，前面的分析已指出，马克思哲学具有较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更大的优势。
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
这从思维方式这一最深层面上来看，其原因正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接近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实践哲学传统。
我们也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而中国古代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哲学，从而与马克思的哲学之间就拥有更大的共通性，也就具有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们已经具有了这种对话和交融的成功的范例，那就是毛泽东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融入其中，并付诸革命的实践。
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践获得了成功。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释由于受以往教科书框架的束缚因而是不很恰当的。
这里则试图表明，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带有十分浓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色彩的哲学，其辩证法则是一种寻求能够指导行动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而决非黑格尔式的构造理论体系的理论辩证法。
其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重建中国哲学。
而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就是不仅在现实层面上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且在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之中，或者说，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有机的构成成分。
而毛泽东辩证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基于传统而吸收西方思想的范本。
离开了传统，纯粹外来的思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命。
毛泽东辩证法的典范性意味着，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毛泽东辩证法，从中获取文化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经验与教训。
再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真审视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根本特征和优长。
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非神秘的天赋，而是密切相关于各自在形成的关键时刻的实践方式。
思维方式的形成作为一个历史起源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中西方文明之形成的“轴心时代”
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去探讨或猜测。
笔者的看法是，古代希腊城邦发达的工商业，特别是手工业这种以某种“形式”
结合“质料”
而“无机性”
地“构造”
产品的生产方式，对于这种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徐长福先生作过颇有创见的讨论[82]）；而中国人的注重“动态过程和整体”
的“象思维”
或“意象思维”
方式，则根源于中国文明轴心时代的农牧业这种“有机性”
地自然顺应而非“构造”
性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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