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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家园”
，并不是适当的安居乐业之所，人们在精神上仍然飘**着、流浪着。
因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精神家园。
而为了我们能有一个亲切的新的“精神家园”
，我们必须回归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而为了能回归这种真精神，我们便必须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
但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不仅从国人的主观方面看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
这可能性就在于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同时亦正是为人类实践方式所决定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所要求的。
如果我们不把思维活动抽象化，而是看成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就不难证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是必然地内在一致或同构的。
一定的思维方式必然对应于、匹配于一定的实践方式，反之亦然。
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所经历的从古代实体性哲学、近代主体性哲学到现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变化，正是取决于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匹配关系。
古代哲学之为一种实体性哲学，正是因为这种哲学是与古代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的；而近代哲学之为一种主体性哲学，亦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是与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
近代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虽然一般而言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但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启蒙所承诺的华美约言并未实现，主体性的高扬也带来了主体的异化。
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一种能够克服近代实践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实践方式。
与对这种实践方式探求相呼应，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
各种流派的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各异，但在力求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的弊端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各家现代哲学以不同方式对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的超越和向人类生活本身的回归上。
这种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是向人类文明初曙时期那种原始的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回归。
而最先明确地建立起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现代哲学家，无疑是马克思。
再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短短的几十年内，竟然急速地走过了西方哲学用了数千年才跨过的理论空间。
而制约与引导着这一变化的，正是实践方式的变化，正是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的实践方式的急速变化。
这些情况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归于实践哲学，不仅在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的主观方面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但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决不是简单地恢复旧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是一种返本开新。
就中国哲学目下的存在状态而言，这种返本开新主要地涉及传统中国哲学的返本开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
如前述，传统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形态都是属于实践哲学范式的，而在后来，它们又都被改造成了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范式，从而其真精神都受到了扭曲。
因而，这返本开新首先就是要剥去后人附加在其真精神上的东西，还其本来面目，然后依据国人现今所面临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在对问题的解决中，重建或创建我们新的亲切的精神家园。
在这样一种返本开新中，由于两种哲学在原本的思维范式上的类同性，便有可能由之而达成一种真正的融合，即一方面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使传统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
而这也就是使我们的哲学成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3.时代精神的升华
马克思的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1]，以及黑格尔的命题“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
但如果我们把真知理解为知与行的一致的话，却也正应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
这不是说，哲学家不想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是说，哲学家们虽然力求创新，但却往往由于忙于追逐时尚新潮而忽视了对真正时代精神的把握，因而造成的结果是：当今国内哲学界虽然人人竞相创新，但却创新乏力。
只要看看当今学界热议的话题，流行的新语，诸如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就知道人们对理论创新的理解了。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连古老的儒学也与后现代攀上了亲缘，包裹上了光怪陆离的新装。
笔者这里决不是说人们不应该研究这些最新思潮，不应该从中获得借鉴，甚至从中吸纳某些新观念，而是说我们不能把“拿来”
本身当作创新，甚至只满足于全然外在地给自己贴上一个新思潮的标签，满足于外观的不断翻新。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何谓中国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其实并非什么玄妙高深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问题，那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全民族最深切、最强烈的愿望：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但问题在于，正由于其平凡，才是基本问题；而正由于其基本，却往往被漂浮在上层的东西遮蔽了，从而被人们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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