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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说来，哲学创新便是要回到这个根本之上，真正把握住这个时代精神，并使之升华为哲学理论。
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民族的复兴、社会的现代化之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这个根本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对于这一过程的反思、升华。
就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这意味着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成就对中国理论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其一是，中国道路不仅大大突破了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解释框架，使其捉襟见肘，同时也对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体系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中国经验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建新的理论框架；其二是，对外而言，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际社会中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尚未得到相应的地位，这就要求人们借此契机创造出匹配于经济政治地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和软实力；其三是，对内而言，中国社会急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意味着必须有新的时代精神以支撑和引导民族健康地发展，而不要重蹈德国、日本等民族在错误观念的引导下对世界和自身造成巨大危害的覆辙。
这三个方面的任务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补充的。
只有基于能够充分说明中国经验的精神观念，才能够支撑和引导民族健康发展，而只有能够说明中国经验和引导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精神观念，才能够获得世界的认同。
这样一种精神观念无疑是一个涉及各个精神文化领域的复合性系统，但其核心却必然是哲学层面的观念。
要实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升华从而达成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目标，在笔者看来，就必须通过对以下三个内在相关的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一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反思，其二是依据中国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再阐释，其三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再理解。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谈论和研究开始于世纪之交，兴盛于2004年雷默《北京共识》一文发表之后，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将之推向了**。
在20世纪80年代，鲜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式意义上谈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至90年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开始较多地出现，但往往是从某一行业方面讨论的，如航运、金融、医疗、保险等。
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式意义上谈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始于世纪之交。
在一开始，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层面进行的，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了哲学层面的讨论，但尚未形成哲学界关注的热点，文献数量也很少。
已有哲学层面的讨论主要涉及的问题有：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理论、东方社会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中国和平主义发展对于世界未来发展方式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所包含的人本思维、功能思维或务实思维、中道思维、和谐思维等方法论原则等问题。
这些讨论对于从哲学层面反思中国道路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讨论尚欠深入，尚未达到较为全面系统把握的程度。
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国经验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中国道路与中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精神问题，中国道路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义等问题，尚未涉及或涉及不深。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再阐释。
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开始了。
围绕着数次大讨论，如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等，不少学者都尝试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进行改变。
起初，多是出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需要，后来则逐渐出现了新的阐释体系或阐释纲领。
这些新阐释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一般地称为主体性哲学倾向或转向。
这一理论倾向无疑是与实践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界则开始了对于这一主体性哲学倾向的反思，并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阐释原则。
这些原则被表述为实践哲学、后主体性哲学、生存论或后形而上学等，所强调的是对于主体性原则的超越，可一般地称之为实践哲学或后主体性哲学倾向或转向。
这两次理论转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这两次理论转向也有两方面的重大不足。
一个不足是，这两次转向虽然在理论意蕴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但在理论形式上却往往是借助于其他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再阐释实现的，而非经由中国哲学家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在进展。
另一个不足则是由于与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凸显出来在时间上的差异，这两次转向均未能包含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
再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理解。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初人们大多是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理解的。
从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考虑，这样一种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此。
如果考虑到中西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最为显著的不同，而这种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差异不可能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中体现出来，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就应该进一步从思维方式的差异上来提出问题，即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考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典范的毛泽东哲学之形成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
不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高度着眼，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中国化。
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也从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差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或只限于从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某些内容的继承和汲取着眼，或者只在一种笼统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传统，而并未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来。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论及中国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但这些论述中的思维方式概念却多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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